无悔艰辛翻译路,一生情系福克纳

在回顾自己的翻译道路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文俊曾说:“我并非天资聪颖的人,只能凭着自己的执着与坚韧,走我的羊肠小道,进入的也只是‘窄门’。总的说来是企盼寻求的多,真正到手的少。但我已心满意足。本来,世上就是‘人生短,艺术长’。”
对他来说,翻译道路就是没有尽头的“寻找与寻见”之旅。几十年的时光中,他在寻找的路上艰苦跋涉,踏过荆棘,也采集过花与果。
苦译福克纳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主要作品艰深难懂又充满魅力。
在中国,一提福克纳,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李文俊。除了翻译福克纳的作品,他还写了《福克纳评传》,编了《福克纳的神话》。这些工作耗费了李文俊多年心血,甚至令他一度生命垂危。但他丝毫不后悔。
1979年,李文俊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之邀,编了一本《福克纳评论集》。编完之后,鉴于福克纳的着作基本上没有中译本的情况,他立下心愿,自己至少要译一两种福克纳的代表作品。
1980年2月,他动手翻译《喧哗与骚动》。在翻译过程中,他写信向钱锺书先生请教所遇到的问题。钱锺书先生在复信中带着几分调侃地鼓励道:“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
1984年,他翻译的《喧哗与骚动》中译本出版。近30年后,重译该书的翻译家方柏林对他的工作充满了感谢与敬意,用“出神入化”来称道他的译文。方柏林说,回头再去翻看李文俊的译本,常生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慨。
《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复杂、深奥又最具史诗风格的一部作品,该作品的难译程度也位居福克纳全部作品之冠。而李文俊于1995年1月踏上攀登这座高峰的征途时,已65岁。翻译这部不到30万字的书,硬是花去了李文俊三年时光:每天仅能译出几百字,一词一句都常让他“深受折磨”。翻译的艰辛令他突发心肌梗塞,医院先后5次发出病危通知。1998年2月9日,译完该作品时,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总算是完成了,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
译完《押沙龙,押沙龙!》,他曾下决心,今后再也不钻这座自找的围城了。而2004年,他再次“闯入”围城,译出了《福克纳随笔》。
李文俊认为,对福克纳的研究与翻译都会继续下去,后来者居上是必然的。他说:“对原着理解深入的学者,肯定能比我译得好,肯定有人将会超过我。”
与作家的心灵对话
李文俊对翻译的情愫,可追溯到中学时代。在高中时代,他与同学蔡慧、陈松雪合译了一部长篇小说《最后的边疆》。该书出版时,他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二年级的学生。大学时,他们三人又合译了《没有被征服的人》。这两部书也是他翻译生涯的开端。
1953年4月,他从《人民文学》调入《译文》筹备处。数十年中,他见证了这份刊物的创办、发展和更名,还曾担任《世界文学》主编。由于工作原因,他接触到了众多翻译名家。在工作中,他注意从译者当中学习,从来稿当中学习,在审稿、校稿的过程中,从不同译者那里学习语言驾驭能力。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王春曾以“李文俊文学翻译研究”为题完成博士论文。这部论文的附录部分,收录了李文俊1980年以来的主要着译作品。出现在该目录中的作家阵容十分壮观。
李文俊翻译过众多作家的作品,有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有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和美国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也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艾略特、欧内斯特·海明威和艾丽丝·门罗,还有儿童文学作家、《小公主》和《小爵爷》等书的作者弗朗西丝·伯内特等人。而范围如此之广的译作,许多都是他重病之后以病弱之躯完成的。
2005年,他与老同学蔡慧联手合译的简·奥斯丁的《爱玛》出版。这部小说所昭示的似乎是铭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廊上的那句名言:“认识你自己”。李文俊说,认识自己,认识周围的人,这是人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举起“爱玛”这面镜子照自己,提醒自己“人要有自知之明”,仍不失其意义。
李文俊先后获得中美文学交流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奖项。但他并不以获得各种奖项和赞誉为傲。他认为,自己不过是老老实实工作。能够挑战一座座高峰,为后来者铺路,使更多读者通过译文这座桥梁与作家心灵对话,让他无怨无悔又乐在其中。

“这么说吧,我孤军作战,打的就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八十岁高龄的李文俊在回顾自己翻译福克纳的艰辛历程时,充满激情地说。尽管他的笔墨曾触及英语世界及其他领域的不少作家,但让他感到不枉此生的,自然还是向中国读者翻译、介绍了美国作家福克纳。

人民日报:译通四海

时间:2018年10月19日来源:《人民日报》作者:李文俊

译通四海

  文学翻译说得小些,是陶冶读者情操,提高人文修养,为创作界提供参照对比;说得大些,是帮助沟通文化,缩小不同文化背景人民之间的距离

  如果从上世纪50年代我在读大学期间,与同学合译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两部历史小说算起,我的翻译生涯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60年里,我译介过卡夫卡的《变形记》,花大力气一而再、再而三地译出福克纳的几部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并写了他的评传,再之后,我就成了堂吉诃德式的自由骑士,既译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也译仰慕已久的奥斯丁的《爱玛》,既译加拿大老太太门罗的短篇集《逃离》,也为孩子们译出《秘密花园》与《小熊维尼》,此外还有海明威的《不固定的盛节》《老人与海》等等。我这样做,有点像个盼能尽量拓宽自己戏路的老演员。说实在的,我不太甘心让自己成为一位大作家的“跟包”或是“马仔”。如果我是演员,我但愿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性与独立品格的演员。如果我是音乐演奏家,我一定努力使自己具有个人的演绎方式。我希望人们提到我的时候不仅想到福克纳——固然福克纳对于我而言是最为重要的作家。

  翻译是苦差事,有时也很机械。才子们到头来会对它敬而远之。但谁是大师们忠贞不贰的卫士,谁是这些伯牙的钟子期?恐怕还不是他们的配偶与子女。对他们的作品抠得最细,直到字里行间甚至纸背的,恐怕也不是什么什么主义的研究者吧。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因为有了一位称职的翻译,某位作家才在某种语言读者中留下印象。这正是译人的喜悦。

  然而,这仅仅触及事情的一个方面,即译者个人感情上觉得充实、得到满足。更加重要的当然还在于译者的劳作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方面。在今天,译人想让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惊天动地的效应,怕是痴心妄想了。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所起的作用应该如杜甫笔下的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说得小些,是陶冶读者的情操,提高他们的修养,对创作界,则是提供一些参照对比物,说得大些,那就是帮助沟通文化了。不管怎么说,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实工作,不同文化背景人民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小,使睿智与理性成为指导交往的决定性因素。《春夜喜雨》结尾两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样景色的隐约浮现,该是译人们最大的喜悦了吧。

  在这里,我想为一百年以来的中国翻译家说句公道话。依愚之见,他们不仅仅如公众承认的那样,在介绍、引进别样文化上做出贡献,而且也在使汉语成为一种能以现代思想方式表现现代生活与思维的现代语言上起了巨大作用。他们拓展语言的表现能力,也使之所指不再含混,词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更加精确。歌德很早就说过:“在一个民族里,翻译家算得上是半个先知。”恕我狂妄,还想斗胆在“先知”之后再加上一个“语言大师”。自然不是说每一个中国翻译家都是先知兼语言大师,至少,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或者说作为一个整体,说他们起着这样的作用,应该不是夸大其词吧。

  对译人来说,有文字的感悟力,才谈得上别的一切。一位译者,特别是文学译者,一生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风格的原作。为了能胜任并愉快,他初学翻译时便应有意识地扩大阅读视野,接触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或地区、各种流派、各种体裁、各种风格的作品——既读原文也看名家译品,并相应作些翻译练习。从高雅到俚俗各层面的语言,都应成为译者“箱底”的存货。倘若要定位,一位青年译者不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小剧团里的“百搭”,缺了哪个角色他都能顶上救场,而且演什么像什么,还能“出彩”。连剧作家与导演见了他的演出都要暗叫惭愧,因为自己还没有他想得那么深,或体会得那么透。经过锻炼,他应做到有小说中武林高手那样的功夫:对方一出招,他便能判定来者是何方神圣,随之而来的杀手锏又会是什么——对原作者的用意洞若观火。最忌的是用僵定的“三板斧”式的中文来对付千差万别的原作,弄成“千人一面”。相较而言,我们宁愿去读那些能窥看原作风格的但却多少带点讹误的译文,那里透出了灵性与灵气,至少是文学。

  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尽力而为的事情。以傅雷、汝龙、草婴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前贤以法国巴尔扎克、俄罗斯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译介为主,他们那一代人完成使命后,我们这一代接上去,完成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现代派作品译介,再多任务只能交由译界下一代去完成了。如今,我所译过的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早已有较年轻译者出了新译本,这位译者一些想法对我有不少启发。译界的前辈逐渐谢世,亟须有人接班。看到“新松”逐渐成长,我自认不属那些“应须斩万竿”的恶竹,因此大可欣喜地退居一边,做些力所能及、较为轻松的小事。

  李文俊,原籍广东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翻译家,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译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逃离》等英美加文学多种,著有《纵浪大化集》《行人寥落的小径》等散文集,参与撰写《美国文学简史》《大百科全书英美卷》等。曾获中美文学交流奖、全国外国文学图书奖等奖项。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福克纳的作品以艰深著称,而李文俊却以令人钦佩的勇气和毅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翻译了其中最艰深的作品:《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并不辞辛劳地连续编写了福克纳评传和画传,编译了《福克纳评论集》、《福克纳随笔全编》。他不无风趣地说:我现在是老黄牛拉耕犁,算是对得起他老人家。

译者道路亦艰深,李文俊直言自己的生活平淡,少有传奇波折。大学毕业后进《世界文学》杂志社做编辑,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他和同为翻译家的夫人、黑塞研究专家张佩芬,至今仍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自己交一点房租,就这样对付着住了好些年。直到最近,我们才出钱买下来。”与他们同住的还有三十开外的独生子。尽管夫妇俩都从事翻译,儿子却没有继承“衣钵”,做了软件工程师。李老谈及此满脸喜庆,并未表现出一丝遗憾。

尽管已届高龄,李文俊言语之间看似漫不经心,却处处透出慧黠和理趣。他谈到心中崇敬的“大师”钱钟书,“在翻译《喧哗与骚动》的过程中,我曾写信请教他,他回复说:福克纳的东西很烦闷,但存在必有它的理由,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对当时的李文俊来说,尽管钱钟书的话语带机锋,看似对福克纳有不恭敬之嫌,却仍不失为一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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