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党集团,八司马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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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片断

第二阶段:从整风运动开始后到反右派运动之前

1957年4月27日,也就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之后刚好两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社会上的反响非常强烈,大字报不再只是像三月份那样是局部现象了,而是一些工厂、机关、学校,都纷纷贴出了大字报,对各自单位或者机关的部分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中南海内也响应中央的号召,开展整风运动。我们秘书室进行一人一票的群众选举,选出整风领导小组成员。我得票最高,但因为不是领导,只担任了副组长。得票比我低的何载担任了组长。

秘书室当时有田家英、彭达彰、何载三个领导,大家对何载的意见最多。3月份,我们是在小会议室给何载贴小字报,这时我就带头给他贴出了大字报。由于秘书室很多人被何载骂过和粗暴对待过,都对他很不满,我的大字报一贴,跟着贴的人就多得很。越贴越多,就把秘书室的小会议室贴满了;继续贴,就贴到走廊上和大门外的墙上去了,还吸引了包括一些中央领导人在内的很多人来看。那时,秘书室在中南海丙楼的一楼办公,同一院区的甲楼住着刘少奇,乙楼住着朱德。

我主要反映了何载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不平等对人;另一个就是对群众没有一点热情,对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和提出的问题不认真处理,能推就推,甚至干脆理都不理。有其他人的大字报说,何载到处吹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说赫鲁晓夫是发展了马列主义等等。诸如此类。我反映的问题是实事求是的。他动不动就训人、骂人都是事实,尽人皆知;我批评他那是欺负群众,是不平等对人,也没给他扣帽子,是让他自己去思考(“八司马事件”之后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他也承认我说的是事实,只坚持认为其他几个人的大字报是造谣)。

大字报开始都只批评何载,后来就不点名提到“办公厅领导”。主要原因是,有些办公厅领导,如杨尚昆,的确是和何载一样脱离群众,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例如,刚解放不久,有个陕北的劳动模范老杨来访,办公厅就没有领导出来接待。这个老杨,在党中央还在陕北的时候,住得离毛主席、杨尚昆都不远的,毛主席和他很熟,杨尚昆还常去他家里吃饭。可是这个老杨来了,杨尚昆都不出面接待一下。我把老杨来的事反映给主席,主席很快就出来见了他,还和他一起合了影。可是,主席都见了,杨尚昆或者其他办公厅领导还是不见;再如,有不少高级干部的家属来中南海,反映一些高级干部进城后的变质行为,说一些高级干部嫌自己评到的级别低了,不满意,不学习,不求上进,整天喝酒,骂骂咧咧,还摔盆子打碗,更有人看不惯原来的老婆了,要找年轻美貌的姑娘另有新欢了等等。那些老大姐都是从艰苦的革命年代过来的,资格都很老,级别也很高,还都见多识广,能说会道,反映的问题又是很严重的,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干部的变质和党的形象。但办公厅没有一个领导出来接待她们。后来我写了报告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到这么多问题,很生气,叫罗荣桓去调查、召开会议拿出处理意见。主席有了指示,杨尚昆他们就起劲了,说:“下次再来,你报告上来。”可这也是说说而已的,下次来了,他们还是一个都不出来。所以,在给何载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情况也有分寸地带出来了,而且没有点杨尚昆的名。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反党集团”的罪名更多了。例如总政治部主任谭政被诬蔑为“反毛泽东思想”,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撤销了他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注45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因小说《刘志丹》,被打成“习仲勋反党集团”注46;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孙冶方、张闻天等因为提出预告尊重价值规律等问题,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注47;提出重庆市萧泽宽、李止舟、廖世俊,因向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情况,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注48。

○赞成把费孝通划成“右派”,“文化大革命”后当面道歉

第一阶段:从毛主席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之后至整风运动之前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内部讲话后不久,一些地方就有群众响应主席内部讲话精神,贴出大字报,给所在单位的党的领导提意见。当时,我在北京市委党校接受轮训,由于我是中办秘书室的,秘书室我经手的事情,别人搞不清楚,无法代我处理,我就要随时请假回秘书室处理事情。因此,秘书室同志们对于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什么态度,我就很清楚。我们一些人受到主席的讲话鼓舞,也受到社会上大字报的启发,就在一起议论给领导提意见的事,主要针对的是何载。议论的结果,就是给何载写小字报,后来写出的小字报就贴在秘书室的会议室。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原标题为“中共历史上‘反党集团’的结局”

过了多少年后,我才深深体会到,当年要不是吴老的帮助,“右派”帽子肯定戴到了我的头上。我后来的经历,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吴老的指点,我不是也会像葛佩琦那样去要求更正吗?而要求更正的结果是迎来全国的大批判!我有幸在他身边工作,所以才能得救。但是,他虽然救了我,却救不了许多他爱惜的人才。甚至连他的一个外孙女婿,因为不在身边,被打成了“右派”,他也救不了。对此,他虽没有任何表示,但每当他的二外孙女来看他的时候,我从旁也能看出他内心的痛苦。吴老啊!您是多么好的人啊!中国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和日本、法国、俄罗斯等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文化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人类先进分子,像吴老这样的人是永远值得人们敬爱和学习的。

第8章:整风、反右派运动中的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延安整风时期:“反党集团”开始出现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高潮是在夏季,但一直延续到秋后,在某些领域和某些地区,仍在进行。例如:社会学领域的全国性反“右派”斗争,就是秋后进行的。中国人民大学党组织认为我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学问题有“研究”,就派我去参加了领导这场斗争的党组。其实,我不仅对社会学毫无研究,就是对马克思如何批判社会学也毫无研究。我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看到他批判社会学鼻祖孔德的一些观点。至于孔德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据我现在的记忆,批判社会学的那个党组好像是直属中央的,组长是谁已记不清了,经常召集开会的是副组长赵守攻,他当时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赵和我在中共北方局共过事,他一见我非常高兴。范老也参加了这个党组,他是由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派来的。我见范老后,就向他谈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并表示希望离开人大到近代史研究所去。他听后对我极表欢迎,并说:“我那里是和书打交道的,不像和人打交道那样复杂。”此后,我就想法调动,最后,还是同吴老商量,先把我调到文改会过渡,直到1962年才正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范老和我虽然都参加了社会学反“右派”斗争的党组,但我们两人都不积极,不过,对所有那些人被划成“右派”,我们也都是同意了的。例如:对专家局副局长费孝通,赵守攻把他说得很坏,说费是个大野心家,因此,把费孝通划为“右派”,我也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1979年,中美刚建交,社科院就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访美,费孝通和我都是其中的成员。这时,我当众向他表示道歉。他忙说:那不能怪你。我说:把你打成“右派”,主要的责任当然不是我,但我当时也确实把你看成“右派”了,所以道歉是应该的,而且也是真诚的。从这以后,他又发达起来了。不过,我们似乎也未再见过面。

容全堂的“历史真相”在哪里?

何载的儿子容全堂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文革预演和试验: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历史真相》一文。该文是根据1979年“平反”“八司马事件”的调子写出的,人场很好,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全文转载或者部分内容的引用。

容全堂为自己的父亲树碑立传,可以理解,但是用最近30多年来一贯流行的“稀释事实,扭曲事实,改装事实,倾泻个人主观观点以迎合否定毛主席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挪动骨干事情的实际发生时间以建立某些事实之间本不存在的逻辑关联或者颠倒它们的逻辑关联”等手法,将猜测、臆想、以讹传讹、直接的捏造、欲加之罪和完全的现实政治观念杂糅起来,就把一个真相本来清清楚楚的事件,写得毫无真相可言。

例如,容全堂在文章里说:“何载以负责人的身份对好的给予表扬,对不合时宜的提出批评,难免有时方式方法比较简单,有时显得急躁一些,尤其是对几位年轻干部要求严,批评多了点,个别同志由此结下了思想疙瘩”,“趁着整风运动的势头,戚本禹等人贴出大字报,罗列了何载子虚乌有的三个问题”,“除此之外,还把一些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向组织的思想汇报……采取无中生有、断章义,随意上纲上线、乱扣帽子的方式,以片面和不实之词张贴大字报”,“除大字报外,还多次召开对何载、王文的批斗会,会上居然出现过推搡、打人等现象。更为严重的是还发生了几起查抄事件”。“1957年整风期间,社会上有人因写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在中秘室,则是戚本禹、林克等人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把其他同志定为‘右派’分子”,“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最高领导人一边倒的态度,被戚本禹、林克等人加以利用,在中秘室实施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仅有70多人的中秘室,王文、何载等4人被打成右派,曾三、刘华峰、李东冶、王刚等18位同志做了‘反党错误’的结论和处分”,“中南海‘黑旗事件’的始作俑者戚本禹,带着在中南海‘黑旗事件’预演所取得的经验,8年后荣升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容全堂写出的“历史真相”里,何载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不尊重下属、不平等待人,变成了既表扬人,也批评人,只是批评人“显得急躁一些”,“多了一些”;我们给何载提出的“三条意见”,都变成了“子虚乌有”的诬陷;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借故对我们搞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上罪名,变成了我们对他们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扣他们帽子;1957年我们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变成了何载被我们打成右派,而我们在继1957年被何载他们打成右派之后,又在1958年,被何载的支持者杨尚昆操纵的工作组打成“反党小集团”,变成了根本不存在的事;“最高领导人”派人把争论双方的大字报都抄去看、抄去分析,并和争论双方和相关领导人聚集在一起,做现场调查,自由听取双方的陈述,最后根据双方实际所为做判定、做结论,变成了最高领导人“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也是我们这些小科长们就可以“加以利用”的么?实际上,毛主席总是把水端平的,他在现场调查中得知有人对我们搞跟踪、盯梢,就批评“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革命群众”。

在八年后发生的文革中,毛主席同样坚持这个原则,知道早先遭到王光美迫害打击的清华学生“智擒”王光美之后,也严厉批评学生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地下工作的手段对待党内同志,而且在周恩来、林彪签字的王光美专案文件上,毛主席批示了“保留活证据”,使得王光美免遭了更大的打击。这都说明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这样一个革命领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受一面之词和片面汇报的影响,对党内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容全堂还完全不负责任地说我们在批判何载的时候对何载“推搡、打人”,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事实是,何载他们起初批判我们,上午,下午,有时晚上,都是文明的,没有推搡、打人的事。后来事件翻过来,大家发言,指出他们的错误,也是很和平的,根本没有什么“推搡、打人”,更没有进而发展到“几起查抄”。就是说,在整个事件前后,无论哪一方占了主动权,都没有向对方搞肉体批判。在春藕斋开会辩论,他们都是坐着的,从来没叫他们站起来过。当时是曾三作的记录,记到后来,他就写条子给我,那条子现在都还在。上面写:“主席,现在我头痛的厉害,支持不住了,是不是可以让我出去休息一下”。我同意了,他就出去了。不管是容全堂也好,还是其他什么人也好,凡是说有“推搡、打人”,或者说“抓脸、揪头发”之类,都是瞎说。那个时候,就是社会上的辩论也没有推搡、打人的,遑论中南海里面?说“推搡、打人、查抄”的人,是在利用很多后来人对当时历史不了解,移花接木,捏造证据,搞有罪推定。容全堂还暗示“戚本禹进入中央文革,就是因为在这起事件中获得了污蔑陷害别人的经验,被毛泽东看中了,8年后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我戚本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即使是“带着这个事件的经验”,也和这个事件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要是有的话,那其他也有这个“经验”的人怎么就没有“荣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呢?我进中央文革是因为我此后八年的综合政治表现和学术成就,而不是什么在“黑旗事件”中所取得的经验,具体说是我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毫不动摇的坚持和我继1963年写出《评李秀成》一文之后,又写出了多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符合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设想和建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现实要求。

引用到这里的这些一目了然的不尊重历史事实,还只是容全堂“历史真相”里的部分内容。他的整篇文字表达的东西,简直就是在讲天方夜谭的故事,而不是在写历史。

例如,容全堂不但说“毛泽东主席余怒未消,1958年5月8日—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3次以秘书室整风为话题,引申出要‘插红旗、标新立异’,他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插红旗、拔白旗”,而且还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把60年代的文化界、史学界的争鸣与这次的“黑旗事件”直接挂起钩来,以便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黑旗事件”和“文化大革命”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完成他的“黑旗事件”就是“文革预演和试验”的立论。“八司马事件”,表现形式上的确就像是一场“小文革”,但它不是“文革预演和试验”。因为当时毛主席和党内其他同志,都没有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八司马事件”之前也是根本没有的,因此不可能在那时搞“文革预演和试验”。若硬要把它看做“文革预演和试验”,那么,不同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的人,就会像看待和理解文化大革命本身一样,从不同的政治角度和阶级立场去看待和理解这场“预演和试验”,得到的政治和阶级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再例如,在容全堂那里,林希翎来秘书室不是在整风运动之中,而是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之后,而且是来请求平反的;王文似乎也没有在整风运动中接待过她,更没有到北大去听去支持她那些导致她被打成右派的演讲——林希翎是因为她在整风运动时期在北大发表讲话,散布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公开的直接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而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被刘少奇亲自确定为右派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容全堂不是不知道事实,而是故意错置时间顺序,罔顾事实。

再再例如,容全堂的父亲何载在“八司马事件”中,就没有被打成“右派”,容全堂说他被打成了右派,还说他是第一个被加上“党内”二字的“右派”。不知道他的依据是什么?何载、王文等四人在“八司马事件”之后被打成右派,有的是因为在“八司马事件”中的表现和做法违背了党内民主原则,混淆了敌我矛盾等错误,有的是其他原因,都不是“八司马事件”本身的内容。我们“八司马”是何载的下级,都是没有权力给他们带上“右派”的帽子的,甚至“二王”,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可是,容全堂为了掩盖何载他们在反右派运动中打击迫害我们的历史真相,同时制造一个何载他们被我们打击迫害的“历史真相”,就说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比社会上的反右派运动“慢了半拍”——社会上反右派运动结束了,中南海的反右派运动才开始。可是,无论容全堂怎么制造“真相”,中南海的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都是和当时全社会的运动完全合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否定的。正是在这个基本事实下,是何载作为秘书室的领导,要把我们这些给他提意见的下级打成右派,而不是我们这些下级要把他这个上级打成右派。请问容全堂,党内生活中,下级可以给上级做组织处理的结论吗?容全堂连这样的常识都不能面对,就只好制造一个毛主席被我们小科长“利用”了的“真相”出来。够了,不必再“例如”了!……

容全堂不但对“八司马”的对立面尽情颂扬,对毛主席和我本人公开地用“春秋笔法”进行“笔则笔,削则削”,而且还对另一位当事人林克坚守自己的观点表现出很不尊重,他写道:林克在香港回归前的1997年3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毛泽东人间相》一书的说明中提到,当此书成稿时,经再三考虑还是加上了“中办秘书室整风——‘黑旗事件’始末”一个章节,依然坚持用1958年盛行的极“左”观点写“黑旗事件”。

为什么林克就不能坚守自己的看法?不能坚持1958年的政治定性?就必须按照后来的政治观点来写“黑旗事件”?后来给出的所谓“极左”,具有特定的含义,与当时的“黑旗事件”根本挂不上钩。在黑旗事件中,如果存在“极左”,那显然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极左”,是他们把给他们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进而打成“反党小集团”,这不是“极左”,是什么呢?毛主席是及时制止了他们“极左”行为,把一起何载等“极左”分子对“八司马”制造的冤案平反昭雪了。现在的历史写作,滥用“极左”一词,不但恨不得把毛主席在文革中做的任何事情都说成是“极左”,还恨不得把毛主席一生中做过的任何事情,都要说成是“极左”。所以,“八司马”就成了“极左”分子,毛主席给“八司马”平反也成了“极左”行为。照这个逻辑,1949年前毛主席多次挽救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小日本,打国民党,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也是“极左”了。这真是荒谬之极!

我是“八司马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而且,就给何载写大字报而言,我的确是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是,由于何载等人对我们搞打击报复,后来的事情都脱离了我个人和我们八个人的控制。这正是这件事一波三折,直到主席介入才峰回路转,我们才获得解放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后,这个事件再次翻转过去了。现在,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写在这里了,对历史做了一个完整的交代,算是向历史作一次证。这个作证等于是为那些曾经遭受何载和工作组打击,后被毛泽东主席解救出来,现在又重新遭受污蔑却不能再做申辩的逝者说几句公道话,也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一贯的党内民主作风提供一点证明。容全堂可以继续抹黑我本人,继续不尊重林克,甚至也可以继续抹黑毛主席。但是,处理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敬请还是下笔谨慎一些,留给后人一些真正的历史真相,不要为现实政治主导下的主观观念所支配,留给后人一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历史垃圾。毕竟,历史和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样重大的事件终归是自有判断的。

在1958年8月于庐山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注41后,很多机关和地方也都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水利电力部党组打了“以李锐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注42;外交部打了“张闻天反党集团”注43;福建在“反右倾”中把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打成了“反党集团”;1959年10—11月,中共正定县委打了以杨才魁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注44。

1957年之初,毛泽东提出中共要整风,希望各民主党派帮助。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开始意见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意见提得尖锐了,人们的心情也开始紧张。等到有人提出国家的领导要“轮流坐庄”时,毛泽东生气了。便发动全党实行反击,一下把55万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并给他们以严厉的处罚。大多数是劳动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恢复名誉;有不少人从此耽误终身,甚至丢掉了性命。

第四阶段:工作组进入阶段

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来秘书室接替何载的工作。同时,经由杨尚昆同意,以中直机关党委的名义,向秘书室派出刘华峰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正是这个工作组,要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集团。据何载后来讲,上面的领导在派晓岚他们来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意见,是何载自己提出的:何载是老干部,只是有些错误,但不是反党。我们八个是反党。这个工作组在中直机关党委的支持下,从1958年3月到4月的两个月的时间,发动群众批判我们,在大会、小会上斗争我们(是言论的,不是肉体的。我们后来批判他们,也是言论的,没有肉体的。双方都是文明的)。我这个名义上的秘书室整风领导小组副组长,也没有了发言权。

他们说我们不要党支部、不要党总支领导、不要中直党委、不要办公厅的领导,名义上是促进派,实质上是取消派,是马尔托夫。他们还从个人历史上做文章,说李公绰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1948年国民党平津大搜捕,许多党员被捕,林克却安然无恙,把我们八个人打成以林、李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其实,我当时贴的大字报是最多的,但因为我在群众中威信比较高,大家认为我这个人说话实在,不说假话,历史又过硬(何载也承认我的大字报说的是事实,只是不承认别的几个人写的,说那是造谣)。所以,他们把我排在第三位。

我知道这次批判的来头很大。在中南海贴大字报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我们批判何载支持林希翎的大字报贴出期间,刘少奇还来看过大字报,我已经听说了刘少奇表态说这样搞不好。刘少奇妻子兼秘书王光美退送相关文件,以前一直是退送给我的,现在都不退送给我了。我的预感在何载自己后来的说法里得到证实,他说中南海的高级领导提出,在中南海写大字报给领导提意见,这里面有问题,为什么要在中南海这么搞?这高级领导人何载没说是谁。但是从他的前言后语来看,是比办公厅的领导杨尚昆还要高的,那不是刘少奇,就是邓小平了。

关于李公绰参加国民党,那是他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在抗战胜利的时候集体加入的,后来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就加入了共产党。他这个历史是清白的,在当时也算不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1953年审干的时候,我是审干委员会的委员,了解他的情况(在文革中,又有人要查他这个问题,害得他想自杀,是我出来为他讲了话,他才没有出事)。林克则是地下党的老党员,燕京大学毕业,英语水平很高,是主席的英文秘书和正正规规的英文老师。他是专门搞“参考消息”的,经常和主席一起讨论国外的事情,知道许多核心东西。主席是非常信任他的。工作组把林克找回来斗不说,还把他隔离起来。

工作组甚至布置人跟踪、盯梢我们。有一天,我去彭达彰的家,出来时一个人从暗处跳出来,把我一把揪住,带到工作组。这个人叫方世郁,原来是青岛公安局的。这就是说,他们为了监视我们,甚至从外地的公安部门调来了人手【前文说过,方世郁是何载来后不久调入的,似乎并非是专门从青岛调来搞监控八司马的人手,而只是现在充当了监视的人手。这里的说法是保留戚老给孙言诚的回忆。是否需要作出适当的用语调整?】我当时就提出了抗议,说这是搞非法监视,但晓岚不敢承认是她安排的。到了四月下旬,他们宣布我们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都已经写好了,还跟新疆的王震都已经说好了,叫王震准备接受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我们心里也都很清楚这些,都做好了离开中南海去新疆劳改的准备。

在高校,当时也打了很多“反党集团”。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江丰反党集团”注22;东北工学院以右派分子、民盟支部委员陈尚炯、岳从风和王裕生为核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以九三学社成员、工艺系教授许冶同为首的“反党集团”注23;浙江大学由吴隆延、包德炜、李德进、史孝成、朱文伟等五人组成的“‘春雷’反党集团”注24;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的“董时光、罗容梓反党集团”注25。

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事情,我知道的还有许多。因为我这篇只是写亲历的,因此,其余的我就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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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开始在中央高层和其他领域打“反党集团”。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开放很少,下面主要根据《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加以介绍。

在要发信的时候,一想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该先请教吴老才好。我于是拿着信和刊物,忙到吴老家去。吴老住在六条39号,就在我们38号的旁边。我见到吴老的时候,虽然很恭敬地喊了他一声,但余怒未息,心里还是气鼓鼓地,吴老一定看得出来。我把刊物翻到登报导的那一页,和我要求更正的信,都放到吴老的茶案上,希望吴老看一看,并指示我是否可立即发出或需要如何修改。吴老客气地笑了一笑,便用镇纸石把两样东西压住,然后,对我说:“你先到书房休息一下,看看书吧。”吴老的书房,就在他办公室旁边,我平常见他的时候,常到里面去看书。但今天进到书房,什么书也看不下去。稍等一会,我又走出来,走到他坐的沙发旁边。还没等我开口再问,吴老就说:“别急嘛,先看看书,冷静冷静再说。”我这时的心情,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想吴老见我这么急,他却一点也不急,这其中必定有道理。我于是从报架上拿下一些外地报纸来看。我估计吴老已经看完了我的东西以后,才慢慢地回到客厅。这时,吴老手中拿着我的东西,见我走到他面前,便又把它们压在镇纸石下面。过了许久,吴老也不说话。我实在沉不住气了,便开口问道:“吴老,您看我的信可以发吗?”吴老沉吟了一会,才回答说:“他们就是要你跳嘛!”只说这么一句,就不再说了。坐了一阵,我只得回家。回到家中,我仔细揣摩吴老那句话,“他们就是要你跳嘛!”看来,这封信是发不得的。《党内参考资料》是市委的党刊,你若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说你反对市委。我于是感到去请问吴老,这一步是走得太对了。

中南海“八司马事件”,这个发生在毛主席身边,而主席直到最后阶段才知情并加以解决的政治事件,具有非同小可的政治含义。它决不只是“八司马”遭受何载等人打击报复这么简单,而是反映出了当年党内整风运动的艰难曲折和反右派运动被一些人人为扭曲的复杂历史过程,更折射出了一些人在中央中枢机构搞小动作,企图渗透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秘书室,把自己的人安插到毛主席身边。

1959—1965年:在“反右倾”等运动中继续打了很多“反党集团”

1956年“胡风事件”中,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谢韬被捕了。在解放初期,谢韬和胡华是北京宣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名人物。谢韬因为替胡风上中共中央的“万言书”提出意见并参加了修改而被捕。他的被捕引起的震动不小。经过吴玉章的追查,罗瑞卿很快就说是抓错了。但又不能释放(因必须经过最高领导同意才行),于是决定让他到被关押的战犯中去做工作。在清查“胡风分子”时,何干之也名列其中,就在要逮捕何干之那天晚上,恰好我因公去杭州赶回了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把我找去征求意见,因为我坚决反对,公安部的同志才没有把何干之抓去。

第三阶段:在6月中开始的反右派运动期间

反右派运动开始后,那些我们给他们提过意见的人,实际就是何载及其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贴大字报的事情,矛头对准的就是八个积极分子: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我,认为我们写大字报给何载和中央办公厅个别领导提意见,是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是反党,要把我们打成右派。秘书室主任田家英(主任还是代主任?戚老说过田家英一直是一副主任主持工作的)和副主任彭达彰,在观点上是支持我们的,因而遭受牵连,而且彭达彰已被决定调离秘书室。具体布置追查的是杨尚昆,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何载则让他亲自调入秘书室的那批人贴出大字报,说我们反办公厅的领导,是想把中南海搞乱。杨尚昆、何载他们这个搞法和当时社会上搞扩大化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社会各界许多单位、机关和学校,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侯,把一大批在春季的整风运动中,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向本单位的党组织和个别领导提出意见的人,当作是资产阶级右派来进行打击。

我们当然不服,因为我们大字报提的都是一些具体的工作上的事情,跟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我们就反抗,坚持认为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报告向领导提意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怎么是反党呢?这样,就开始了双方的大字报辩论。我们抓住他们支持右派分子林希翎来进行反击,坚持说真正的右派不是我们,而是何载他们。右派分子林希翎在北大做反党演讲,何载还专门派人参加。何载自己支持林希翎的一些观点,倒可能是反党的。

林希翎当时是人大法律系学生,满口新名词,还懂法国文学,又很有政治活动能力,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到中南海找中央反映情况。秘书室是王文接待她的,王文和她谈了几次话之后,就听她的了。王文把谈的情况报告给何载,何载就说她“大胆、勇敢、有才华”【之前说过,王文1955年的时候是戚老手下的,为什么他敢越级直接给何载汇报?是不是1955年-1957年期间他的工作和职务变动了?】。王文后来就根据这个精神,去北京大学参加林希翎演讲会,林希翎还在会上指着王文说:“今天,中央办公厅特派了王文同志来参加我的演讲会”,让人感到中央是支持她的。

到底谁是右派?我们下面大字报这么争论也不能解决,直到1957年秋季,全国反右派高潮已接近尾声了,我们中南海这个事情却还是悬而未决。这就要提交给上级党委,即中直机关党委来解决了。

在新闻出版界,当时也打了一些“反党集团”。例如《人民铁道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范四夫为首的“反党集团”注19;通俗读物出版社打了以蓝珏、于干等为首组成的“右派反党集团”注20;在《鞍山日报》社,打了以副总编辑李惠众为首的“反党集团”注21。

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根据校部要求,很快就整理出来上报了。彭子岗就是因为这次发言被划成了“右派”,因为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记录对他的发言记得很少,上报时可能又有删节。彭子岗是校外来参加会议的,又是名记者,而且那天她讲得最多、最激烈,所以记录对她的话记得最详细,后来根据记录来划“右派”,她自然就无法逃脱了。彭子岗是彭华的姐姐,而彭华在抗战时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统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军调执行部工作的时候,彭子岗和徐盈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在4月3日滕公馆事件后招待记者,还是由子岗用电话新闻的方式把消息刊登在《大公报》上。从此,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而这次座谈会竟使她被划成了“右派”。这次,我客观上保护了安岗,为什么不能保护她呢?倘若能事前给她打个招呼,不是也可以使她免遭大难吗?我为什么没有那样做呢?真是太不够朋友了!对此,我一生引以为憾,始终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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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无数人被打成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这些人既有非共产党人,但更多的是共产党人;既有一般的干部、党员甚至群众,也有中共中央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既有入党不久的新党员,也有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既有文化、教育界的人士,也有党、政、军、公安、政法等领域的人员;既有已经被平反的,也有结论至今未变的。这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因为很敏感,至今没有人系统研究过。下面,就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对这个问题做一点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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