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整就整我吧,硬说东北局书记是林彪

会场外的小孙听到里面喊口号,趴在门上一看,见闻天在台上挨斗。他急忙跑到中南海东门给警卫局打电话,对方慢悠悠地说:“群众运动我们也没有办法,等斗完你把他带回去就得了。”小孙又跑回来通知我,等他赶到三里河经济所,会已经散了,有人告诉他:“张闻天坐13路车回去了。”闻天回到家中,疲弱不堪,我扶他躺在藤椅上,见他上衣扣子全被揪掉。他告诉我,今天批斗的时候昏倒了。

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真叫人哭笑不得。我尽量耐着性子和他们解释:“发电报是机要员的事,当时的机要员都在,你们去调查吧。同苏联接触的是东北局呀,我们合江只是个地方,苏联人给张闻天发的哪门子报?”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1966年8月9日,经济所通知闻天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刚好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孙式平到王府井买书,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长时间被冷落的闻天挺高兴地说:“好久都不让我参加会,今天终于让我参加会啦!”事先我通过近代史所范老的几个研究生得知,这个会是批判孙冶方的,内心暗暗希望不要连带闻天。可这种会不去又不行,我只好嘱咐小孙和他同去。

专案组的人真去调查了。他们找到财政部的一位大姐朱端绶,她是我长沙师范的同学,当年一起入党,在一个支部并肩战斗过的。从她身上专案组一无所获,反倒碰了一鼻子灰,以后也就不审查我了,又重新把斗争的矛头对准闻天。

1966年6月1日晚8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从这一天开始,无论是风霜雪雨,还是酷暑高温,只要造反派有令,闻天都得怀揣月票,手提交代、检讨材料,换两次车,去经济所接受造反派的审问批斗。

自9时30分

6月20日,张闻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要他写的关于陈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确地写道:“我知道陈毅对毛主席关于外交政策的指示是执行了的。他对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觉得陈毅对总理是尊重的,同总理的工作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

答:你们认为我是“西安”的问题,是反革命的问题。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没有什么新的可交待的。对我错误的认识给我机会可以从思想上去检讨。我的问题既不是特务又不是反革命。……

这时的张闻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脚,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着,坚强地挺住,没有流露出一点消极悲观。他不厌其烦地写那些所谓“交代”、“检讨”。一方面,他不能不按当时的流行文体给自己上纲上线,扣上一顶又一顶帽子,另一方面,又写明事实真相,说明原委,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决不轻易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抛开那些空洞的“帽子”、夸张的言词,那么,这些“交代”、“检讨”涉及的史实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谓“认罪书”中,张闻天概括庐山会议前后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因而以后的任务,就不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只是社会主义建设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即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这种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有以下6条主张:

最后一次是送刊物,告别性质的。我到外交部,经过他那里,时间比较短,我去时他在整理行李等东西。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更大的灾难降临了,被“监护”和非人折磨523天

核心提示:我这样反反复复给他们解释,他们还是不信,这些调查历史问题的人对历史一点都不懂。他们问:“东北局书记是谁?”我回答:“是高岗。”“错了!你瞎说!”他们冲着我乱吼,“东北局书记是林彪!”

2。强调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进行“和平竞赛”。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的处境要比闻天好些。我没有被捕过,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又没犯过政治路线错误。作为近代史所的工作人员,我还可以参加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大会,学习有关语录,还可以看些材料。我曾经看到中央一位领导对社会科学院的一篇讲话,说孙冶方是反动学术权威,后边有个括号,里面写着:关锋插话:他的后台是张闻天。我知道,闻天早晚会被批斗,从此我整天为他担心,可又不敢告诉他,怕他紧张。

审讯者问:“张闻天上庐山和彭德怀同乘一列火车,车上谈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是中央委员,又没去参加会。他们谈的都是些经济问题,我又不懂。我一天到晚忙干部工作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和他谈这个?他回来又没向我汇报,我哪儿知道他们谈什么?”这些人不满意我的态度,说:“你要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地讲。”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张闻天是反对大跃进的,他说这是得不偿失,老百姓遭殃,报上来的粮食、钢铁产量都是假的。外交部大炼钢铁他是制止的。”我“揭发”的这些他们不需要,这些问题闻天早已讲过多次,他们已掌握得烂熟了。他们想从我这儿挖到张闻天“里通外国”的罪证。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大会结束后,造反派用卡车把我们送回家,把两个“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挂在我们门口。一会儿,孙式平进来说:“门口两个牌子惹得好多人来看。”我说:“拿下来,烧掉它!”小孙就把它扔到锅炉里烧了。闻天有些担心:“你不应该烧哇,他们要是来要就麻烦了。”我说:“要他个屁!管他这一套干嘛?这些家伙你跟他讲什么理呀?你文明他还是野蛮,你就野蛮对野蛮嘛!”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子里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两张行军床,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好合衣躺在上边,哪里睡得着?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喝过粥,造反派就来了。先拖着闻天和我到处示众,几乎跑遍了外交部的每一个办公室和宿舍,其实好多房间里根本没有人,不过是折磨我们而已。我个子小,腿都跑木了,可一旦跟不上他们的步伐,就要挨骂。

当初闻天和我赴合江工作之前,曾到哈尔滨找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当时一位苏联中将准备支援我们一些物资,需要有人前去交涉。陈云同志不懂俄文,带翻译又不方便,而身分低的人去也不行。闻天是政治局委员,又精通俄文,正好适合担当此任。他把得到的枪支、电台等东西交给陈云同志后,就到合江去了。这就是所谓“里通外国”罪行的由来。

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6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

在失去自由、心脏病不时发作的情况下,闻天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党和国家做些工作

每次审讯完了还要写。专案组拿我和闻天写的材料进行对照,希望找到漏洞,可惜从未如愿。这样折腾了好些日子,他们看从我身上也榨不出油来了,就宣布:“刘英,我们要审查你历史。”我说:“太好了,欢迎你们审查。对于过去,我完全问心无愧。”“你真的问心无愧吗?”我说:“当然。革命几十年,我一天也没有脱离过党,没犯过政治错误,对工作非常服从,从不向党讲价钱。我20岁参加革命,1927年白色恐怖之下没有动摇,有人证明:李维汉,再:周恩来。1929年周恩来送我到苏联去学习,4年后回到中央苏区。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李维汉都是我的证人,你们去查吧。我在长征中的表现,许多老同志都可以证明,像蔡大姐、邓大姐……”他们打断我:“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说:“毛主席、周恩来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去查吧。”

3月13日,中央财经学院“批判陈云联络站”向张闻天调查陈云的历史情况。3月20日他把写的《对陈云的看法和回忆》交出。材料中说:“我觉得陈云工作比较踏实,有办法;作风谨慎稳当,比较能团结和使用干部”,“对陈云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陈云的经济思想,“在其基本点上,是相同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群众的物质要求,就必须发展经济,增加生产,要重视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对生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术措施,强调平衡,坚持稳步前进。

我知道,闻天早晚会被批斗,从此我整天为他担心,可又不敢告诉他,怕他紧张

问:你对你的问题是怎样认识的?

6。主张“平衡论”、“按比例论”、“生产渐进论”,反对“冒进”,反对大跃进。

第一次被批斗,闻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回来后告诉我批斗的时候他昏倒了

进了会场,闻天才知道这是“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大会开始不久,造反派一声吼叫:“把反动学术权威孙冶方的后台张闻天揪上来!”于是,闻天被架上台去,挂上大牌子,强行作“喷气式”。

不论造反派怎样辱骂、恫吓,不论怎样诱、套、哄、逼,他总是认真回忆,据实回答。涉及党内历史情况,干部的是非功过,他不管外界的舆论和压力,也不论这个干部同自己的亲疏远近,总是负责地说明情况,谈自己的看法,决不乱说,从不诿过于人。有时还同调查、审讯者争论起来。常常有造反派对他的交代不满而厉声呵斥,张闻天总是不紧不慢地说:“我知道的就是这些。你们要我说的那些情况,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殴打,他也毫不动摇。材料都用复写,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来的这些材料,显示了张闻天坚定、正直的人格。这里顺着时间次序摘录几条:

那天天色沉黑闻天才蹒跚着走进家门。我焦急地迎上去,说:“你怎么这个样子,狼狈不堪的。”他有气无力地说:“你看看我的头,痛得很厉害,头昏。”我看他满头青包紫块,连忙扶他躺下,一面用酒精给他按摩头部,一面询问批斗经过。闻天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只是声音嘶哑、气息微弱地说:“彭德怀打得比我还厉害呀。”我说:“明天叫孙式平到经济所给你请个假吧。”

面对专案组在与郭肇唐关系问题上的反复纠缠,闻天始终镇定自若地讲述事实,不给对方留下钻空子的余地。1969年4月16日的审讯笔录这样写道:

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

进了会场,闻天才知道这是“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大会开始不久,造反派一声吼叫:“把反动学术权威孙冶方的后台张闻天揪上来!”于是,闻天被架上台去,挂上大牌子,强行作“喷气式”。

原标题:张闻天夫人忆造反派历史素养:硬说东北局书记是林彪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闻天和我被带到一辆卡车上,挂上“反党分子”的大牌子,被逼迫着喊“打倒反党分子张闻天!”“打倒张闻天的老婆!”之类的口号。一路闹哄哄地来到外交部,造反派把我们关在旧办公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屋子里乱七八糟,脏得要命,有两张行军床,没有任何铺盖,我们只好合衣躺在上边,哪里睡得着?

审讯者不甘心,又换了一个角度问:“你跟着张闻天几十年,外交部十年,你不了解他?”目的还是要我揭发闻天“里通外国”。我说:“正因为我了解他,所以我相信他绝不会里通外国。张闻天到外交部交涉问题的时候,我作为夫人是不能跟着去的,但是每次都有翻译或参赞陪同,你们不信可以去调查。再说,外交场合苏联一向很严格,都是公事公办,谁会跟你闲聊天?见苏联外交部长都不是很容易的事。”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1960年11月,闻天被调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1964年我被安排到近代史研究所。

就这样,对我们的“监护”和非人折磨长达523天,造反派也没从闻天和我这儿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这次批斗,闻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到了礼堂门口,他对孙式平说:“你要是不愿意听会就出去转转,快散会了再来接我。”

从这字里行间,可以看到闻天那一颗愿为党和人民奉献一切的赤子之心!

5。在生产管理上,强调厂长、工程师、专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对在生产中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不断破坏“旧制度、旧规章”;从此也强调了要向资产阶级管理生产的经验学习,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结束,闻天在山上惹了大祸,7月21日一篇讲话,换来两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闻天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会后,外事系统进行了对他的批判。当时我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人事司长、部党组成员、监委书记。作为闻天的妻子,我也成了外事系统批判的对象。

大会结束后,造反派用卡车把我们送回家,把两个“反党分子”的大牌子挂在我们门口。一会儿,孙式平进来说:“门口两个牌子惹得好多人来看。”我说:“拿下来,烧掉它!”小孙就把它扔到锅炉里烧了。闻天有些担心:“你不应该烧哇,他们要是来要就麻烦了。”我说:“要他个屁!管他这一套干嘛?这些家伙你跟他讲什么理呀?你文明他还是野蛮,你就野蛮对野蛮嘛!”

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

接着便召开斗争会,造反派是机要室的,名字起得怪里怪气的,叫“大喊大叫战斗队”。台上挨斗者很多,闻天首当其冲。一会儿叫他作“喷气式”,一会儿问他问题。闻天沉着冷静,不多讲什么,只答“我不知道。”“没有这个事。”造反派上窜下跳,他也不动声色。我想看看台上挨斗的还有谁,有熟人没有,忍不住抬起头来。“不准东张西望!”随着一声大吼,我的头就被掐下去了。等他们不注意了,我又偷偷地看,见台上有乔冠华,姬鹏飞……外交部的副部长都在那里。我看到会场上的大标语“打倒陈姬乔!”心里还直纳闷:对外友协的人我都认识,没听说有个叫陈姬乔的呀。后来才知道陈姬乔是指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1966年8月9日,经济所通知闻天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刚好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孙式平到王府井买书,回来后得知这一消息,长时间被冷落的闻天挺高兴地说:“好久都不让我参加会,今天终于让我参加会啦!”事先我通过近代史所范老的几个研究生得知,这个会是批判孙冶方的,内心暗暗希望不要连带闻天。可这种会不去又不行,我只好嘱咐小孙和他同去。

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从评《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我们开始感受到这场政治风暴的低气压了。1965年接替尚昆同志主管中央办公厅的那位主任,先是吊销了闻天的“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煤气罐,取消了小轿车。只保留了警卫员和炊事员。

问:五八年布拉格会议过莫斯科时的问题。

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张闻天这些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的思想、观点,被说成是同党的总路线针锋相对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目的是要反对和修改总路线,把高速度、大跃进的总路线引导到稳步渐进的路线上去,结果是不要群众运动,取消大跃进云云。

闻天被斗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北航。那是1967年7月26日,批斗会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联合召开的。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中央要公布庐山会议决议,为了配合这一重大事件,造声势,所以要再次批斗彭德怀和张闻天。这次号称万人大会,也是闻天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悲惨的一天。

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打来了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吃饭!吃了饭要开斗争会!”

理论丰碑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闻天的人身安全丝毫没有保障,红卫兵可以随时从天而降地把他揪走。一天半夜,我和闻天都睡下,孙式平照例拿走我们房门上的钥匙(第二天一早再插到门上)后,也睡下了。半夜,听见院子里“咕咚”一声响,孙式平赶紧跑出去,见一个人跳墙而入,打开了大门。更多的人涌进来,扬言要带走张闻天。孙式平问他要经济所的介绍信,说随便逮人不行。来人蛮横地说:“我们是外交部的,张闻天是我们的人。”孙式平也不让步:“他现在不是你们的人。”闻天听见吵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打开了灯。这一下造反派就从窗户跳了进来,喝令我们:“起来起来,跟我们走!准备开斗争会!”

在闻天身处逆境的日子里,他关心的不是自己的荣辱,而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他曾私下对我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话不妥当。如果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这个党不就变质了吗?变质了的党不都要推翻吗?这个提法不对。”我说:“这话可不敢讲啊。谁知道上边是怎么一回事,摸不清啊。”闻天分析说:“看来要把上边这些人都打掉,另外一批人要上台。你看连部长、副部长都打倒,打击面越来越宽了。”见运动迟迟不结束,他叹息着说:“这样下去国家要不行啊。把上面负责人都打倒了,国民经济、人民生活谁来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10月起,他决心继续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个人崇拜怎么得以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重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没应该怎样进行?

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闻天很沉着,他悄悄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啊。你看,这霉豆腐里还有点辣椒呢,来,吃一点。”说着,他夹起一块霉豆腐辣椒放到我碗里。在闻天的劝慰下,我勉强喝了半碗粥。

这次批斗,闻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到了礼堂门口,他对孙式平说:“你要是不愿意听会就出去转转,快散会了再来接我。”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惟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拣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