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和公民的,友爱在现代政治中的失势与复兴

友爱在现代政治中的失势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借雅典客人之口探讨了古典理想中教育的本质,他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教育:一种是诸如做生意、造船等技巧训练的教育;一种是“从童年开始就引人追求美德,令人渴望成为完善公民的训练”。前者“与理智和正义没有任何关系,目的在于获得财富或使身体健壮”;后者的目的是“让人知道什么是对正义的服从,怎样以正义使人服从”,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古典世界的教育、伦理和政治存在着内在相通性和一致性:“好人”就是有德性的人,只有好人才能成为好公民,而且教育是使人变成最优秀者的绝佳捷径,因此,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事情。[1]

1.基本善的共通性。“认为世界上存在根植于共同人性的超验的道德价值,这一观点在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传统,直觉上很明显的是,世界上存在有助于人类安康和繁荣的基本的善。”[2]这些基本的善主导着我们数以万计的生命生存在这个空间和延续的时间中,无论是以国家、集体组织及家庭等形态存在,人都无一例外地生存在被基本善主导限制着的人的群体之中。这些基本的“善”的概念提供给人类共同生存以最基本的界限和禁忌,人们自觉地遵从,使得人们和谐相处,朝向获得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如:我们把“……‘义务’规定为:比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都会在人类中产生更多的善的行为。而‘正当的’行为或者‘道德上许可的’行为与此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是比任何其他可能的选择都不会引起较少的善的行为。”[3]那么按照这些规定的方式来行动,对人类生活就可能会产生最大的善。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普遍的道德规约,人类的存在将是一种混乱和灾难,根本无法持久。同样人类之所以存在,依了这些规约,才成为有序、尊贵的物种。

第一,友爱涉及的范围日益缩小。在古希腊,友爱是一类范围十分广泛的社会关系范畴,囊括了从家庭关系、私人关系、公民关系到程度更大的商业关系、宗教成员、社会团体和政治党派等,及至现代,它更多体现为两个独立个体之间的私人性情感关系。这一点在用语上亦可窥见一斑,古希腊语中表示友爱的名词为philia,核心在于“爱”(philo,philia的动词形式),而与之对应的现代英语用词friendship则侧重“朋友”。

在通向美德的教育中,乐教也是古典教育尤其是童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年幼的灵魂难以接受严肃事物,而音乐却能以最愉悦和最轻松的方式,通过唱词的德性内容和特有的和谐节律,陶铸灵魂之卓越。通过音乐训练,孩童学会自我控制,养成良好习惯,懂得遵守法律。在斯巴达,教会年轻人诵唱国家法律和英雄赞歌,激发他们竭力仿效老一辈英雄去创造新业绩,是最富教育意义的事情。乐教还是培养斯巴达战士的主要手段,歌词内容庄严奋励,或是赞扬英勇献身的人,或是谴责贪生怕死之徒,曲调旋律朴素强劲、坚定简单,有利于培养战士勇敢、服从、遵守纪律、自制等德性。[6]在古希腊,合唱表演是城邦教育的核心和开端,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开始。《法律篇》中雅典客人说,一个人“没有受到教育”是指一个没有受到合唱训练的人,这个说法尽管夸张,但在柏拉图时期的马格内西亚城邦的典型公民,一年有五分之一的时间参与到合唱与舞蹈中却是平常不过的事情。[7]在古希腊“大酒神节”,悲剧演出对初具政治权利的男青年的教化作用不容小觑,仅从以下两点便可知晓:一是肃剧歌队往往由这个年龄段的男青年组成,歌队的舞蹈和歌唱训练带有准军事化的严厉;二是酒神节观众席的中心位置也是留给年轻人的,目的是让他们接受教育,以便未来更好地参与政治。[8]

人的主体性的回归。人不是盲目的,人要自己作选择。

古今对待友爱的态度判然有别,主要有下述四个方面的差异。

古典教育的核心即德性教育,就是要把最优良的事物如节制、勇敢、正义等美德植入公民的灵魂。既然只有德性教育或者说公民美德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那么通过哪些方式来教化公民,使他们拥有优异和卓越的德性呢?

公民的善——国家实践中实现的人的“尊严”

友爱的古今之异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原形包括: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古罗马的共和国及近代早期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共和国等。①其主要理论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古代思想家,以及追慕古典传统的马基雅维利和卢梭等近代思想家。公民美德与混合政体是古典共和主义最为关注的两个核心问题,对公民教育的重视则可以视为它区别于其他政治思想传统的最重要特征之一。而无论是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的公民教育构想,还是古代共和国中的公民教育实践,都对西方的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善信仰的无穷尽。由于善本身的单纯不可描述性,善本身有了“神”或者“自然”的性质,这种神性或者自然性在人类实践中无处不在,却同样无法触摸。因为无法给予确切的定义和把握,人们把纯粹的善归类到信仰的行列,成为了必须而又虚无缥缈的东西。善的约束力逐渐减弱,却依然有一大批人类在继续实践和信仰着善和道德。“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7]作为行为目的的善,一般都会分为事实的善(物质性的善)和价值的善(意义性的善)。在现代消费型的社会的影响下,人们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了事实和物质性的善方面,而忽视了作为价值判断层面的善,甚至有些人用物质性的善替代了价值性的善。“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嫉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的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8]人在对象化的存在中肯定了自己的存在。在对象化为物质的同时,人也需要一种对象化为感情的需要。社群社会中人们在亲人和朋友等类似的对象中寻找一种相对稳固的情感依托,在与人的交流和接触中实现对自身情感的肯定。消费社会产生的各种陌生化的群体接触,以及独居现象和流动现象使得人们失去了一种稳固的情感对象,于是用大量的物化的东西来弥补缺失了的那一部分情感对象化的需要。消费已经不纯粹是为了衣食住行的必需品的满足,更多的消费行为作为一种情感需要,寄托着人们的希望感、依赖感和愉悦感。大量的消费行为作为一种异化的情感性存在,弥补着人们在新的生活形式中日益增加的陌生感、不安全感和虚空感。现代人们对于自身存在的虚空感还来源于人们对自身存在种种解释的有效性的怀疑。从上帝的创世纪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人们越来越渴望能够按照事物本来实际的情况去观察和理解事物本身,不再寄希望于身外之力量,他们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获得一种确切的解释,

第一,政治国家之形成原因与基础的转变。在古代,友爱与正义共同构成城邦的产生基础,成为政治统一的黏合剂。亚里士多德曾说:“友爱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城邦的团结就类似于友爱”。而对于现代政治国家,霍布斯明确将抵御外部侵略和制止相互侵害视为现代政治国家产生的原因,换言之,恐惧死亡与追求舒适、和平、安全的生活的私欲成为政治统一的黏合剂。在随后的洛克看来,财产、安全和自由构成政治的黏合剂。即便深受古希腊传统影响的黑格尔,虽然深知爱之于古代城邦的决定性作用,仍然拒绝承认它们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在黑格尔的体现为政治伦理而非自然伦理的国家中,爱消失了,取代它构成政治统一或将公民联结在一起的事物变成了现代意义的法律和理性。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和政体的道德基础研究”(项目编号:11CZX058)的研究成果。

[16]《尼各马可伦理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商务印书馆,第149页

第四,友爱与作为核心的公民德性的正义渐行渐远。在古代的传统认知中,友爱与正义是一对无法分割的概念,甚至存在部分重合。譬如,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友爱与正义关涉相同的人和物,有着共同的范围和程度,进而明确宣称:“哪里有友爱,哪里就有公正问题。”在现代,友爱从公共领域降格到私人领域,具有偏私性;正义则被明确为一种无偏倚性的原则和规范,成为构建和完善现代政治制度的绝对标准。

古希腊另一位重要的教育家伊索克拉底在其教育宣言《驳智术师》中也重申了古典共和传统中的“德性教育”主题,他指出,学习政治的智慧与言辞即修辞术,对践行德性最有帮助,是一切知识当中最高贵的,要求学生长期努力和辛勤付出,但回报是得到知识和实践智慧,而这些对公共德性而言是不可或缺的。[2]“学习政治的智慧与言辞”这一理念是伊索克拉底全部教学实践的缩影。和柏拉图一样,伊索克拉底创办了学园,一大批出类拔萃的演说家从他的学校走出,他的教育目标是教导公民在他们自身的私人生活与公共事务中取得成功。他用一生的教育实践向我们证明,修辞术不仅是参与现实政治生活的工具,而且也是传递高尚道德的手段。

“与过去那些时代的人们相比,当今的人由于已经认识到他不过存在于被历史地决定了的变化着的情景中,因此他就成了无根可寻的人,好像存在的基础被摧毁了。”重建人的崇高感

在现代政治中,友爱的失势是明显的,受两项重要转变的影响。

公民德性教育的内容还包括体育及军事教育。在古典时代,战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压倒性影响使得体育训练决定性地与军事教育联系在一起。例如,雅典有军事性的公民教育机制,即“埃菲比亚”制度。它规定雅典青年最终取得正式公民权必须参加为期两年的军事教育,以培养青年的作战技能以及对法律和政治的权威。[9]在斯巴达,由于战争危险加剧,国家实施军事色彩浓厚的国家教育制度,即“阿高盖”制度。严格的身体训练、独特的生存训练和残酷并饱受争议的特殊训练等教育内容,不仅旨在培养斯巴达公民的军事技能,而且旨在培养崇尚荣誉、吃苦耐劳、节制忍耐、爱国守法等不屈不挠的公民美德和特殊道德品性,最终将斯巴达人培养成为优秀战士。[10]

[7]《尼各马可伦理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商务印书馆,第3页

第二,构成现代国家之基础领域方面的转变。现代商业市场的兴起使政治国家的基础领域发生变化,即愈加重视商业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和意义,相应地,作为原初的政治伦理品格的友爱逐渐退出政治社会的核心领域。这一点在以休谟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的学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个只爱自己而不顾及友谊和德性的人当然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责难,但一个仅只感受友谊而无为公精神的人或不关心社会的人却是缺乏最根本的道德。”

在《演说家的教育》的前言中,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培养的演说家是完美的演说家,他只能是一个善人,因此,我们要求他不仅有非凡的演说能力,而且拥有一切道德德性。”这个拥有一切道德德性的演说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公民,一个适合处理公私事务的人,一个能够以其建议指引城邦、以其立法奠定城邦、以其洞见改革城邦的人”[3]。在昆体良看来,一个在法庭上为正义辩护、指导人们趋善避恶的演说家,首先应具有崇高的品德,一个没有良好德行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演说家;因此,昆体良反复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崇高德性而又精于雄辩的人,崇高的德性甚至比广博的知识和雄辩的才能更重要。

[27]《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译者序言),[美]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著,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第9页

第二,友爱与德性之间的关联性已非必然,这是古今友爱观最根本的差异。对古人而言,友爱与德性密切相关,后者可以视作前者的基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真正的友爱必然是德性的友爱,亦即两个德性出众的好人之间彼此因对方自身之故而希望他好的品质。现代人则认为,爱朋友首先意味着必须尊重朋友在欲求、目标和价值上与我们自身存在不同的认知。其次意味着或多或少需要容忍甚至接受朋友的道德缺陷,因此,友爱在现代社会并不总是被认为与道德相关。

关 键 词:共和主义 公民教育 德性教育 民主教育

[25]《论原因、本原与太一》[意]布鲁诺,商务印书馆,第88页

在西方古代传统中,友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想,更是理解何谓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尽管如尼采、伽达默尔、德里达等现代哲人都论述过友爱,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友爱的主题几乎从现代政治理论的主流讨论中消失。或许是充分意识到仅仅关注正义的现代政制未能从实际上实现良序社会这一夙愿,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友爱在政治哲学的讨论中开始复苏。

在《普罗塔戈拉》的著名段落中,柏拉图从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两个方面清楚地表达了实现德性教育的途径。在家庭教育中,父母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进行教育和训诫,通过自己的言行告诉他“这个对、那个不对,这个美、那个丑,这样虔敬、那样不虔敬,做这些、不要做那些”。柏拉图认为教育需要系统的训练,教师要教授一门门的技艺,比如,要进行诗教,要强迫孩子诵读并背诵诗作,因为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警言,还有不少古代好男子们的外传、颂赋和赞歌,可激发孩子们去摹仿他们的德性;还要进行乐教强迫孩子们的灵魂熟悉节律以及和音,养成好的品性;还要进行体育教育以期有更好的身体可以为有益的思想效力;最后,强迫孩子服从城邦的法律,按照贤明的古代立法者发明的立法来统治和被统治,谁要是特立独行,城邦就进行惩罚。“一个男子的德性——如果有这种东西,它必然便是所有人必须分有的东西……‘如果有这东西’就必然得训导和惩罚没有这‘德性’的人,无论小孩、男子抑或女人,直到通过惩罚使他变得更好。”[4]“强迫”、“惩罚”这样的字眼反复出现,说明了其在教育中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人的灵魂不会自觉向善,在从初级灵魂向高级灵魂上升的过程中,需要教育的训导和强制。在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时期的教育实践中,诗教、乐教和体育都是公民进行德性教育的重要方式。在驯化自然情感、发展道德德性、实现更高的理智德性方面,诗教功不可没。在学校中,诗人的作品是学习的主要教材,背诵荷马诗篇和赫西俄德诗篇是一种传统的教育方式;公元前七世纪,阿提卡诗人提尔泰奥斯的诗描绘了理想的斯巴达男性的英勇形象,“他站在阵列的第一线,严守阵地丝毫不动摇,他深知这是为了城邦和她的所有子民”,从而激发士兵战斗激情;在历史史诗《布匿战纪》中,奈维乌斯用诗歌表达罗马军队的牺牲精神,“他们宁可让自己就地丧失性命,也不愿带着耻辱回到同伴中间”。[5]诗歌所展示的英雄人物的勇敢、力量、正义等,使人们的情感得到陶冶、净化、疏泄,唤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劝善戒恶。

“詹姆士·摩尔关于人类核心的善的清单中就包括生命、幸福和自主。”[1]西方圣经的摩西十诫中讲到:“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约翰·菲尼斯也提出七种基本善,生命、知识、游戏、审美体验、社交、实践理性和宗教。罗尔斯也认为基本的善是具有理性的人对自身生活计划的基础,自然基本的善包括人的健康、精力、理智和想象力。而社会基本的善包括社会财富、社会权力、机会和公民权利。如人的言论自由、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公民个体的自尊等这些成为西方社会文明的基本要素。中国传统道家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儒家讲“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地生长在中国人的思维和生活行为方式之中。虽然历史上各地域之间道德规范的条目千差万别,但扮演着人类存在的关键角色的“善”观念,长久以来对人类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提供着的不竭的指导和推进能量。总是有一些涉及人类本性道德的规范是共通的,关于公正、自由、关爱、尊重、崇高等道德意识是人类存在共有的规范意识。

第三,友爱之政治维度的丧失。友爱在古代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理想,构成良序的政治生活的核心要素。随着近现代道德普世主义与普遍的个人权利的兴起,友爱逐渐被私人化,从而失去了政治和公民的维度,以致与公共精神、公民伦理和政治责任相分离。

内容提要: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公民教育,从教育目标上讲是一种旨在培养良善公民的德性教育。从实施途径来讲,包括公共教育和家庭教育两种模式。在当今社会,古典共和传统的公民教育对于反思西方现代所谓“民主教育”之弊端有一定启示。

以后的路程,我们只能边走边回忆,却永远也回不到我们出生的地方,回不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好像一个长大的孩子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只能在记忆中一遍一遍地重现,在幻境中继续幻想那种可靠的温暖,执着于对于理念的信仰和膜拜。我们信仰一种情愫、一种信念或者一种宗教,信仰是我们精神寄托的根本。然而当怀疑的种子在信仰的纯净中扎根,痛苦就与日俱增地在心灵里生长,一遍一遍地反复思索和焦灼的追寻,每一次面对的竟然都是失去了充实感的绝望。于是我们只能记得在远方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房子,房子里有一个叫做妈妈的人,给过我温暖的关爱。然而,一旦成人,我们再也回不去那个地方。就像我们社会人发现我们人类曾经存在在一种历史捏造的假象中一样,我们再也不愿意相信我们能够回去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又是如此渴望惦念着那个地方。那里的温暖是如此的令人魂绕梦牵,无法割舍。在以后的无止境的探索中,我们是如此的容易疲倦,在无法辨识对错的茫然无措中,我们总是想起妈妈教导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而,人总是有自娱自乐的精神,人们在摸索的道路中,用自身生命的时间和智慧建构着一团团耀眼的篝火,在他们自我建构的篝火周围自娱自乐,把它视为自我生命的信仰和精神的依托。篝火一步步照亮着前进的路程,然而之后依然是无穷尽的黑暗,人们对于黑暗之后的终点产生了怀疑。虽然我们没有找到那个可以依靠的终点,我们却一直在善的方式中生存,我们燃起的篝火就是人类创造和守护的善的形式。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和停止过对这些善的创造和护卫。探索的步伐依然没有停驻过,我们的内心铭记着的那份温暖也从来没有消失过。

由上观之,古典公民教育旨在培养优良的公民,通过诗教、乐教、体育及军事教育教学和活动,让公民积极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善业,培养城邦未来公民的品质和技能,公民在投身于城邦的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善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向善本性。因此,在古典教育传统中,好公民和好人是统一的,公民教育与公民德性教育也是统一的。

3.国家正义的实践——遵从事物自身的秩序。“亚里士多德宣称,正义是城邦的秩序。……因为,城邦是通过实现其目的而获得完善和完成的人类共同体,而每一种事物的本质本性即是它实现其目的所是的状态。所以,正是在城邦的形式中,人的本性本身才能得到表现”[18]亚里士多德关乎每一个公民的欲望,同等重视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虽然他对于公民的理解与现代社会对于公民的定义差别巨大,但是本身不妨碍我们理解他对于城邦正义的论述。“城邦和一种城邦概念的确提供了这样一种架构,在这一架构内,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了他对正义、实践推理及正义与实践推理之间关系的解释。但是,这并不一定使人们模糊这样一个事实,即亚里士多德已把城邦内从人的潜能到人的实现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完善宇宙之形而上学特点和实例化的神学特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用一种分层结构的方式作出的关于一种普遍结构的解释。”[19]

一、教育目标

关系本身 自然关系社会关系 形成的群体性
人的秩序公民的秩序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尊重人性。个体主体性,国有财产私人财产
劳动 生产资料 共同劳动 协作生产各尽其职所司事务相配品德
通工等偿原则正是城邦增进福利的基础。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在古典共和传统中,“什么是教育、教育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教育应当着力于培养什么样的人”等问题。这其间的古今之别是非常明显的:西方现代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体系虽然不排斥对公民基本美德的培养,但由于其单薄的公民美德观(表现为所谓的”civility”),这方面的内容与人文博雅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相比是次要的,也是富有争议的;而在古代世界,公民德性(civic
virtue)教育则构成了教育最基本的内容。我们知道,自公元前5世纪由普罗塔戈拉和高尔吉亚所肇始的智者运动以来,古典世界出现了两种教育理论:一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教育学,一是以伊索克拉底—西塞罗—昆体良为一脉的修辞术教育。但无论是哪种教育理论,都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德性教育。

1.国家正义的目的——社会整体公民的“优良生活”。“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某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11]人们把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善确定为“正义”[12],这种正义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所需要求取的善果,即社会全体公民利益的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增加,文明程度的提升对于居住条件的改善。“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13]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正义分为城邦的正义和公民的正义。正义是善的体现,各个公民完善自身德性、实践自身义务、恪守公民本分,城邦社会中各个部分有机和谐地相互发生作用,实现城邦公民和谐安宁的生活就实现了城邦的正义。而公民正义是作为一种知识和形式被教授的,个体的正义并不依赖于城邦的正义。柏拉图主张由哲学家领导和训练一个城邦作为共同体的内部,用教育传授和提供给人们关于正义等形式的知识,没有和不理解这些知识的人就不能成为有德性的人。“在一个自由公民的城邦,善良的公民必须既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知识,也必须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能力。善的统治与做一个善的人一样,要求有同样的优秀品格。我们不可能在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个在他人统治下的善良公民的情况下实施善的统治。因此,城邦中的善要求人们既以一个被统治的人需要美德的方式来实践特殊的美德,又以一个统治者需要美德的方式来实践美德。这类所需要的美德的范例便是慎思和正义。所以尽管正义对每一个具有不同社会角色的公民所施加的要求多少有些不同,但他们却是同一种美德。”[14]

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公民教育,从教育目标上讲是一种旨在培养良善公民的德性教育。从实施途径来讲,包括公共教育和家庭教育两种模式。在当今社会,古典共和传统的公民教育对于反思西方现代所谓“民主教育”之弊端有一定启示。

[12]《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第148页

作者简介:陈文娟,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

“善”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样态

共和主义;公民教育;德性教育;民主教育

[31]《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著,贵州人民出版社,第3页

4.个体道德的实践——人类自身存在的崇高感。

[10]《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第9页

[28]《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概论》[法]居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页

2.国家正义的手段——制度化方式。任何社会都必备各种制度化方式,其实际生活,自称靠诉诸几套基本原则而治理。“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5]国家作为一种公正的化身,存在在人类社会中,用制度和法律化的保障维护公正。资本主义社会为每个人提供了貌似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自身生活现状和实现自身生活目标和理想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人们享受了付出与收获的“公正”。但是所有人也同时感受到在这种貌似“公正”的背后依然存在着社会公共群体无从言说的无奈和不公正。“政治的公正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约定的。自然的公正对任何人都有效力,不论人们承认或不承认。约定的公正最初是这样定还是那样定并不重要,但一旦定下了……就变得十分重要”[16]法律完善、社会福利,公共设施,公益性投资随着社会文明不断地上升发展,国家和个人在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中同样面临不断地接受新事物,并在新生的事物中汲取适合自身进一步发展因素的问题,为自身存在和持续发展寻找合理的理由。“政治的公正是自足地共同生活、通过比例达到平等活在数量上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公正。在不自足的以及在比例上、数量上都不平等的人们之间,不存在政治的公正,而只存在着某种类比意义上的公正。公正只存在于其相互关系可由法律来调节的人们之间。而法律的存在就意味着不公正的存在,因为法律的运作就是以对公正与不公正的区分为基础的。”20尼各马可伦理学147只能借助于国家体制和政治的手段。然而,什么样的国家才能做到真正的“公正”,而不是“偷偷摸摸地以一种特殊的党派性正义解释为前提假设的”[17]。

人自身的定位,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自我意识和认识。异化的越多,人的自我意识就越少。自我意识才是幸福的来源。所以为了主体的善达到“幸福”,自我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就无从幸福谈起。

[29]《人应该如何生活——柏拉图<王制>释义》[美]布鲁姆著,刘晨光译,华夏出版社,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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