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讨论,每日论语103

在现今的论著中,常常可以看到把儒学甚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归结为对于“性与天道”的求索,以为这表达了探究宇宙人生普遍原理的哲学之思。但是,在进行如此理解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解释《论语·公冶长》中子贡发出的感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为如果“不可得而闻”的含义是孔子不讨论“性与天道”,那么,“性与天道”显然不可能是儒学思考的对象。

弘丹参考的是傅佩荣老师的《人能弘道-傅佩荣谈论语》,**绿窗幽梦**参考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由弘丹整理。**

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性与天道”是儒学思考的对象,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子贡的话呢?子贡这段话的完整记载是:“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首先,把后面一句话理解为孔子不讨论“性与天道”,是与《论语》的记载不相符的。《论语》中孔子对于“性与天道”有不少思考:“闻道”、“谋道”、“忧道”等,无不表现了对“道”(天道和人道是其两重形态)的深重关切;近百处对于“仁”的论述,是多方面地考察了如何从相近的天性发展出仁义的德性。因此,“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应当理解为孔子不是以概念推衍的抽象方式而是在具体现实情境中谈论“性与天道”,即《中庸》所引孔子说的“道不远人”。其实,孔子正是如此与子贡谈论“性与天道”的。如孔子将子贡比喻为宗庙祭祀中贵重之“器”瑚琏,由此启发子贡认识什么是“君子不器”:君子作为理想人格,与“器”——哪怕是贵重之“器”也是有本质区别的,即具有不混同于器物的人之为人的尊严以及不局限于某个器物的单一性而以全面发展为理想。这是认识“性”的重要问题,即何谓理想的人。再如,孔子对子贡讲天道,却从自己欲行“无言”之教中引申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涉及天道观中的重要问题:天道作用于自然万物是有言令之还是无为而成。因此,“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可以说是子贡对老师谈论“性与天道”的“道不远人”品格的真切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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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段话把“文章”和“性与天道”相区分,意味着孔子有两种学问,一是“文章”之学,即关于文献典籍、修辞作文的学问”;二是“性与天道”之学,是对超越具体经验知识的宇宙人生普遍原理的探讨。孔子大体上是经验主义者,其言谈也局限于经验,故属于经验层面的“文章”之学“可得而闻”;而属于超验层面的“性与天道”之学“不可得而闻”。考究历史器物是“文章”之学的重要内容,由此联系到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和《周易》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可以说,先秦儒家已经自觉意识到了“性与天道”之学,不同于把握具体知识的“文章”之学或器物之学。汉代以后,儒家传承发展了“性与天道”之学的哲学品格。因此,明清时期儒学就有了“性道之学”的称谓。明代学人把“辞章之习”与“性道之学”相对,以前者为“枝叶”,意谓后者的“穷理尽性”是根本。这里“辞章之习”和“性道之学”的对应,与孔子“文章”之学和“性与天道”之学的对应是一致的。晚清龚自珍在评论乾嘉学派重镇阮元时,将其学术分为九类:“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目录之学”、“典章制度之学”、“史学”、“金石之学”、“九数之学”、“文章之学”、“性道之学”。上述的前八类学问,可以说都由孔子的“文章”之学繁衍发展而来。因此,这其实还是“文章”之学和“性与天道”之学的区分。上述简单的梳理告诉我们,从孔子到龚自珍,思考“性与天道”的“性道之学”贯穿着儒学的始终,表现出求索宇宙人生普遍原理的高度理论自觉。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今天学习《论语》公冶长篇第十二则。

1、原文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2、译文

钱穆白话试译

文章:《诗》、《书》、《礼》、《乐》孔子常举以教人。

性与天道:孔子言性,《论语》惟一见。天道犹云天行,孔子有时称之曰天命。孔子屡言知天命,然不深言天与命之相系相合。子贡之叹,乃叹其精义之不可得闻。

子贡说:“先生讲《诗》、《书》、《礼》、《乐》,是可以听到的。先生讲性与天道,是难得听到的了。”

傅佩荣注解

【译文】子贡说:“老师在文献与修养方面的成就,我们有机会可以听到;老师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说法,我们就没有机会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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