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开创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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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战略,既热情而积极主动,又明确而保有底线。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大势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胡新民:毛泽东开创新中国和平外交事业

这个“三位一体”方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和现实考虑。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全面有序地推进这些方针,中国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上都得以实现。以此为基础的新中国的以和平为基调的外交事业在曲折中与时俱进,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胡新民

毛泽东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战略,既热情而积极主动,又明确而保有底线。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大势已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在会见英国工党的代表团时,毛泽东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在中法建交过程中,他又认为只要戴高乐不搞两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不失时机;他还巧妙地利用斯诺这个国际友人于中美之间捎信,推动了尼克松访华的可能。毛泽东的和平外交战略思想,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条基本外交方针,并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又开始面临新的、日益上升的压力。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1951年1月12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备忘录,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美国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纠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企图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加强对台湾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支持。

这个三位一体方针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和现实考虑。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的领导人,全面有序地推进这些方针,中国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上都得以实现。以此为基础的新中国的以和平为基调的外交事业在曲折中与时俱进,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从1952年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即外交着眼点不只局限于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划分,而是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经济关系的内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努力创造条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毛泽东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自于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以及追随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英方主动向中方示好。从最大限度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的愿望出发,周恩来也作出了相应的友好表示。1954年8月,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

新中国成立后,以一边倒为重点的外交使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但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

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代表团一行并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

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又开始面临新的、日益上升的压力。随着中美两国在朝鲜军事对抗的展开,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政策发展为全面的遏制政策。1951年1月12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备忘录,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美国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纠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企图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加强对台湾的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支持。

艾德礼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协助下,致函时任英国工党领袖、后成为英国首相的艾德礼。信中写道

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在抗美援朝胜利的大势已定的情况下,从1952年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着手推进对外和平统一战线政策,即外交着眼点不只局限于简单的两大阵营的划分,而是把创造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置于优先地位。1953年12月,中国首先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相处中实行对等的约束和自我约束。它不仅包含了处理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处理经济关系的内容。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结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努力创造条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信件结尾还写道: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自于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态度,以及追随美国参加朝鲜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英方主动向中方示好。从最大限度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的愿望出发,周恩来也作出了相应的友好表示。1954年8月,以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为团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

贝特兰特意在信中附上一张字条,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或许是贝特兰的字条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已经意识到了毛泽东的重要性,这封信被悉心地保存了下来,直到2015年由艾德礼的亲属委托拍卖。据报道称,苏富比拍卖行的书籍和手稿专家加布里埃尔·希顿表示,毛泽东写信寻求英国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是其早期参与国际外交的卓越事迹之一。

1954年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代表团一行并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

1954年8月,毛泽东欢迎时任英国工党主席的艾德礼(左)访华。

艾德礼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的协助下,致函时任英国工党领袖、后成为英国首相的艾德礼。信中写道

毛泽东的谈话首先回顾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中英关系的发展。接下来客人问道:中国能不能和英国工党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毛泽东说: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毛泽东还说:让我们作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

信件结尾还写道:

毛泽东向客人们介绍中国的国情,以说明为什么中国那么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

毛泽东还特意提到了美国。他说: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大国都靠拢些,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骂得很厉害。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要发表长篇谈话,也是第一次向外界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此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迈出了踏踏实实的一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前的1951-1952年,英国工商企业成立了48家集团,他们意识到中国将重新站起来成为世界领袖大国,因此在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的恢复和加强的进程中起到领头羊的作用。毛泽东与艾德礼的谈话长期影响了他们,他们不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中国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即使在“文革”时期也稳定地扩大中英贸易,直至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工业技术的引进形成显著的影响。2016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前夕,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由衷地赞叹:

毛泽东的这次会见还有一个小插曲。工作人员见毛泽东穿着一条屁股上有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深灰色裤子,便劝他换一条。毛泽东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不管艾德礼是否注意到了这一点,但艾德礼访华后在香港确实说,中国官员的清廉和干劲深深打动了他。

“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国际舆论将其称之为“炸破冷战坚冰的外交核弹”,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

中国在1954年开始酝酿发展独立的战略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核弹。非常巧合的是,中法的建交酝酿过程也可以追溯到1954年,而且这颗外交“核弹”也在1964年爆炸成功。

在1954年7月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新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了十一条意见,其中包括:

毛泽东于1957年5月和1963年9月,两次会见担任过两次法国总理的富尔先生,并与其深入交谈。富尔第二次访华实际上是担负建交谈判任务的,因此他回去后中法即宣布建交。

富尔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友好,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5年4月,在富尔批示之下,在法国里昂举办的国际博览会,第一次向新中国发出邀请。中国馆展出10天,87万人蜂拥而至。

1957年5月,周恩来批示中国外交学会出面邀请富尔访华。富尔终于成为第一个穿过西方所称的“铁幕”到访中国的西方大国的政要。在从深圳到广州的火车上,他看到是尽管贫穷,但广袤田园透露出勃勃生机。此时的富尔迫切着能见到毛泽东。斯诺的《西行漫记》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5月22日到达北京后不久,富尔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毛泽东诗词》,更是令他爱不释手。富尔后来是这样回忆毛泽东5月30日和他的会见:

会见就在这种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

当富尔向毛泽东夸赞中国取得的进步时,毛泽东真诚地向客人强调,新中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比较起来成绩还很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毛泽东说:

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中国广大农民的生存状况,他特地请富尔介绍了法国的农业情况,作为借鉴。

中法关系是当然的中心话题。毛泽东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话题,而是讲了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寓言,以此来拨点中、美、法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

富尔还有意地提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事件,以此把话题扯到当时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问题上。他还有意无意地提出敏感词“共产集团”。

毛泽东对此作出极具寓意的回答:

需要提一下的是,毛泽东一直对与法国进行经济合作寄予热望。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会见杜洛克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就问杜洛克:

毛泽东进一步说明,我们想要与法国进行的交易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洛克回答:

富尔回国后,出版了主张改善中法关系的《蛇山与龟山》一书。书名体现了富尔的匠心:来自毛泽东的一句诗词,“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当时在野的戴高乐看过这本书后,写了一封长信称,他完全赞同书中的观点。1958年年末,戴高乐当选总统。68岁的他开始正式考虑缓和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所期待的。5年后,戴高乐仍然对《蛇山与龟山》一书记忆犹新。他在考虑与中国建交的具体步骤问题。

1963年8月20日,富尔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再次访华的要求,希望能再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就当时国际局势及法中两国关系交换看法。不久,中方即同意邀请他10月份访问中国。富尔收到中国外交学会的正式邀请后,立即去巴黎见了戴高乐。戴高乐对他说:

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不引起美国的察觉,两人还当场制定了访问路线:去程先访问柬埔寨,然后经香港去北京。回程时访问缅甸后再回国。戴高乐还将一封亲笔的、实际带有授权性质的信件交给富尔,委托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建交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法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只要戴高乐不搞“两个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愿意接受中国立场,中国就应该不失时机。所以,自从富尔10月21日抵达北京后,毛泽东就高度关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与富尔的谈判进程。

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富尔夫妇。

11月2日,在中法建交的曙光已经明朗的情况下,毛泽东于下午5时,在周恩来、陈毅的陪同下,在上海会见了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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