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派诗歌先驱,波德莱尔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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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生于法国巴黎,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19世纪法国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在欧美诗歌界有着重要地位。波德莱尔年幼丧父,跟着母亲改嫁,但是却跟继父关系不好,家庭环境影响了他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22岁以后,他陆续开始创作,代表作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美学珍玩》等,尤其是《恶之花》被誉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诗集之一。1867年,波德莱尔逝世,葬于蒙巴纳斯公墓。人物生平图片 1波德莱尔
法国诗人。1821年4月9日生于巴黎。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继父欧皮克上校后来擢升将军,在第二帝国时期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他不理解波德莱尔的诗人气质和复杂心情,波德莱尔也不能接受继父的专制作风和高压手段,于是欧皮克成为波德莱尔最憎恨的人。但波德莱尔对母亲感情深厚。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关系,不可避免地影响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波德莱尔对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价值采取了挑战的态度。他力求挣脱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枷锁,探索着在抒情诗的梦幻世界中求得精神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是资产阶级的浪子。1839年,波德莱尔通过了毕业会考。他向往过“自由的生活”,要去当作家。他博览群书,大量涉猎文学作品,来往于青年画家、文学家之间,并被浪漫主义这“美的最新近、最现代的表现”所征服。
1841年,夏尔·波德莱尔被送出国旅行和巴黎文人艺术家交游,过着波希米亚人式的浪荡生活。原目的地为加尔各答,中途在毛里求斯等地停留,他拒绝继续旅行,与1842年2月15日回到法国,继承了父亲的10万法郎。1845年.波德莱尔发表了画评《1845年的沙龙》,以其观点的新颖震动了评论界。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复辟王朝,波德莱尔登上街垒,参加战斗。1851年,发表《酒与大麻精》。9月,发表散文诗《酒魂》。1852年,波德莱尔的创作进入高潮。他先后发表了二十多首诗,十余篇评论和大量译著。1855年,以《恶之花》的标题发表18首散文诗。7月,发表第一批散文诗《夜色朦胧》和《孤独》。1857年6月25日,诗集《恶之花》出版。奠定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
的重要地位。这部诗集问世时,只收100首诗。1861年再版时,增为129首。以后多次重版,陆续有所增益。1864年2月7日和2月14日,在《费加罗报》上发表6首散文诗,标题为《巴黎的忧郁》。4月24日,夏尔·波德莱尔到达比利时的布鲁塞尔。5月~6月,在比利时做演讲,朗诵自己的诗作。尽管他厌恶这个国家和比利时人,他还是在比利时一直住了两年。1866年3月15日,夏尔·波德莱尔昏厥。3月22日~23日,他的病情恶化。3月30日,他右半边身体瘫痪。3月31日,《新恶之花》发表。7月2日,波德莱尔被送回巴黎。1867年8月31日,夏尔·波德莱尔死。9月2日,夏尔·波德莱尔被安葬在蒙巴纳斯公墓。1869年遗著《巴黎的忧郁》出版。波德莱尔名言图片 2波德莱尔
他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忘川的绿水。
而终将归于黑暗的眼睛,无论曾多么光彩照人,也只不过是一面充满哀怨的镜子。
一个无人问津的要犯,被判处终身微笑,却永远张不开笑嘴。
我是一片连月亮也厌恶的墓地。
老生常谈中蕴含的无限的深刻的思想,是由蚂蚁世世代代掘成的洞穴。
也许你我终将行踪不明,但是你该知道我曾为你动情。
没有一件工作是旷日持久的,除了那件你不敢拌着手进行的工作。波德莱尔的代表诗
波德莱尔的作品有:《恶之花》《对几位同代人的思考》《哲学的艺术》《巴黎的忧郁》《美学珍玩》《给青年文人的忠告》《现代生活的画家》《浪漫派的艺术》《一八四五年的沙龙》《人造天堂》等。其中,《恶之花》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波德莱尔恶之花图片 3波德莱尔
《恶之花》是夏尔·波德莱尔的一部诗集,它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有头有尾、浑然一体的书,兼具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征。被誉为法国“伟大的传统业已消失,新的传统尚未形成”的过渡时期里开放出来的一丛奇异的花”。
由一百多首诗歌组成的《恶之花》,由诗人精心安排为六个有机组成部分,有序地展开诗人的精神探索。第一部分“忧郁与理想”,第二部分“巴黎即景”,第三部分以“酒”为题,第四部分“恶之花”,第五部分“叛逆”,第六部分“死亡”。
《恶之花》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讲,都在法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诗歌王国,把诗歌的创作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为诗歌创作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在内容上,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将城市生活引入诗歌王国,扩大了诗国的版图。波德莱尔明确地指出,他要深入人的最卑劣的情欲中去,大胆地采撷几朵“恶之花”,呈现给世人。谁也没有象他那样探入人的心灵深处,到那最阴暗的角落里去挖掘,因而加深了诗的表现力。在艺术上,《恶之花》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它继承了古典诗歌的明晰稳健,音韵优美,格律严谨,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创作方法,即象征主义。在《恶之花》的一首著名诗歌《交感》中诗人形象地描述了人身各个器官之间的可以互相转换的关系。同时也指出物质层次的一切和内心的精神层次又互相变换、互相提升。人物评价
众所周知的事情是,波德莱尔的“颓废”或者“颓废主义”成为了他诗歌最重要的标签,而也有人说是波德莱尔第一次为文学艺术打开了“审丑”之门,这一点也坐实了波德莱尔对于象征派的先潮意义。这似乎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波德莱尔的一生必定是潦倒困苦而一如曾经有学者将其比喻为法国的杜甫,当然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波德莱尔心灵观照下出现的“人群”意象,使诗人的个人性体验上升为群体的生命体验。波德莱尔融入众人的孤独,又保持独立和清醒,从而真实表现众人的孤独体验。波德莱尔诗歌中的否定性体验所描绘的正是众人的世纪病心态,是差异性个体所体验到的众人生活的、恶浊的平庸现实,揭示世人包括自己心灵的阴暗与病态。
波德莱尔的“美”也不等同于古典主义艺术家提倡的“完美无瑕”,很多“不美”甚至是丑陋的形象也进入波德莱尔的视线中。波德莱尔的影响就在于,将他视之为领袖的象征主义画家们绘画题材的扩大,画家不再专注于表现“美”的事物、美好的生活,甚至有些画家们开始尝试描绘一些“丑陋”形象—张牙舞爪的瘟神、面目狰狞的独眼巨人。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夏尔·波德莱尔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先驱,在欧美诗坛具有重要地位,其作品《恶之花》是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诗集之一。从1843年起,波德莱尔开始陆续创作后来收入《恶之花》的诗歌,诗集出版后不久,因“有碍公共道德及风化”等罪名受到轻罪法庭的判罚。1861年,波德莱尔申请加入法兰西学士院,后退出。作品有《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美学珍玩》、《可怜的比利时!》等。

 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是法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以《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 1857)和《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
1863)两部诗集奠定名山事业,遂为现代诗的先驱。波德莱尔乃是一位传奇人物:径行独往,纵情声色,生前的运交华盖与身后之声誉日隆,恰构成鲜明对照。一百五十年以来,波德莱尔产生过持久的国际影响力。”五四”新文学运动伊始,他就被介绍进中国文坛,产生过不小的震动。之后,中国作家不断译介波氏作品,更有人在其影响下从事白话-自由诗的写作,日渐形成一个声势不小的文学风潮,与现代文学的三十年相伴始终。相形之下,德语诗人里尔克
(R. M. Rilke, 1875-1926) 、英语诗人艾略特 (T. S. Eliot, 1888-1965)
和奥登 (W. H. Auden, 1907-1973)
,迟至三十年代才开始被介绍进来,文学影响到四十年代才豁然成形。尽管爱尔兰诗人叶芝(W.
B. Yeats, 1865-1939)
几乎与他同时被介绍进来,但除了五四资深作家王统照之外,看不出其它作家受其沾溉的踪迹,虽然对他的介绍一直未尝间断。与他相比,法语诗人魏尔伦(Paul
Verlaine, 1844-1896)、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1842-1898)、兰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等人的作品中译,以数量而言,已不占优势;若论实质性的影响,恐怕弗如远甚。因此,较之其它西方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与中国新诗之关系,既广且深,颖然秀出。本节试图考量波德莱尔在四十年代中国的接受情况,意欲刷新学术界对彼时之中西文学关系的理解。不过,考虑到此一议题的复杂性,在进入正题之前,还有必要考镜源流,辨正史实,对波德莱尔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传播,作一个大致的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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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零年十月,周无发表<法兰西近世文学的趋势>,简单谈到波德莱尔及其诗艺1。不久后,李璜、黄仲苏、田汉、仲密、汪馥泉、刘延陵、张闻天、穆木天、王独清、施蛰存、沈雁冰、郑振铎、许跻青继之而起,撰文介绍法国象征主义文学以及波德莱尔诗歌,这些论文集中发表在京、沪的报刊上2。同时,《恶之花》和《巴黎的忧郁》中的许多篇章也被译成中文,译者有仲密、俞平伯、王独清、焦菊隐、徐志摩、金满成、张人权、张定璜、林文铮、朱维基、石民,这些诗歌发表在《晨报副刊》、《诗》、《小说月报》、《学艺》、《语丝》、《东方杂志》、《文学周报》、《春潮》、《贡献》、《时事新报·学灯》、《觉悟》等报刊上。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关于波德莱尔的译介有增无减,极一时之胜。一大批有影响的杂志接连诞生,例如《文艺月刊》、《文学》、《文学季刊》、《文季月刊》、《青年界》、《文学杂志》、《新诗》、《诗刊》、《新月》、《现代》、《新文艺》、《文学评论》、《水星》、《译文》、《中法大学月刊》、《法文研究》,等等,更加全面深入地介绍象征派诗歌和波德莱尔,踵事增华,推波助澜。举例来说,梁宗岱、卞之琳、黎烈文、诸侯、滕刚、沈宝基都多少译过波氏诗歌3,石民和邢鹏举根据英文版,分别出版了《巴黎的忧郁》之中译本4。梁宗岱的<象征主义>5、戴隐郎的<论象征主义诗歌>6、宗临的<查理·波得莱尔>7、沈宝基的<鲍特莱尔的爱情生活>8,以及曹葆华翻译的<象征派作家>9、罗莫辰翻译的<波特来尔论雨果>10、张崇文翻译的<波特莱尔的病理学>11等论文,对于了解波德莱尔其人其诗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象征派文学,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不仅如此。波德莱尔的传播也产生出足以骄人的文学果实,一批中国诗人借鉴其诗歌艺术而创造出不少有成就的作品,包括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胡也频、姚蓬子、石民12、于赓虞、曹葆华、邵洵美,等等。

法国诗人。1821年4月9日生于巴黎。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继父欧皮克上校后来擢升将军,在第二帝国时期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他不理解波德莱尔的诗人气质和复杂心情,波德莱尔也不能接受继父的专制作风和高压手段,于是欧皮克成为波德莱尔最憎恨的人。但波德莱尔对母亲感情深厚。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关系,不可避免地影响诗人的精神状态和创作情绪。波德莱尔对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和道德价值采取了挑战的态度。他力求挣脱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枷锁,探索着在抒情诗的梦幻世界中求得精神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波德莱尔是资产阶级的浪子。1839年,波德莱尔通过了毕业会考。他向往过“自由的生活”,要去当作家。他博览群书,大量涉猎文学作品,来往于青年画家、文学家之间,并被浪漫主义这“美的最新近、最现代的表现”所征服。

  但是比较而言,关于波德莱尔在四十年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学术界一直有所忽略,而对于二、三十年代的情况反更熟悉些。因此,本节文字的写作目标是:考察波德来尔与四十年代中国诗人的因缘,填补空白,增进知闻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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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情况。也许是由于此前对于他的作品译介过多的缘故吧,四十年代初期关于波氏的传播相对冷落。一九四零年,王兰馥在沦陷区北平翻译《恶之花》中的<敌人>和<忧郁>两首短诗。前者的主题是时光的暴虐,第一人称叙述者的低徊感伤与激扬亢奋的情绪,纠缠不清,如是反复,而以新奇的譬喻和拟人化手法传达出来。遗憾的是,译者忽略了这首十四行诗的典雅形式(四四、三三)和严谨格律(abba,
cddc, eef,
ggf)而迳以无韵自由体译出,未免大煞风景。后一首抒发现代人的忧郁情绪,从形式上看来,共计十六行,分为四节,每节四行,韵脚以abab的方式交错排列,同样被译者所忽略。在篇末的”译者附识”里,王兰馥首先概括波氏的生平史略,继而描述他的诗歌艺术以及文学史地位–

1841年,夏尔·波德莱尔被送出国旅行和巴黎文人艺术家交游,过着波希米亚人式的浪荡生活。原目的地为加尔各答,中途在毛里求斯等地停留,他拒绝继续旅行,与1842年2月15日回到法国,继承了父亲的10万法郎。1845年.波德莱尔发表了画评《1845年的沙龙》,以其观点的新颖震动了评论界。1848年巴黎工人武装起义,反对复辟王朝,波德莱尔登上街垒,参加战斗。1851年,发表《酒与大麻精》。9月,发表散文诗《酒魂》。1852年,波德莱尔的创作进入高潮。他先后发表了二十多首诗,十余篇评论和大量译著。1855年,以《恶之花》的标题发表18首散文诗。7月,发表第一批散文诗《夜色朦胧》和《孤独》。1857年6月25日,诗集《恶之花》出版。奠定波德莱尔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部诗集问世时,只收100首诗。1861年再版时,增为129首。以后多次重版,陆续有所增益。1864年2月7日和2月14日,在《费加罗报》上发表6首散文诗,标题为《巴黎的忧郁》。4月24日,夏尔·波德莱尔到达比利时的布鲁塞尔。5月~6月,在比利时做演讲,朗诵自己的诗作。尽管他厌恶这个国家和比利时人,他还是在比利时一直住了两年。1866年3月15日,夏尔·波德莱尔昏厥。3月22日~23日,他的病情恶化。3月30日,他右半边身体瘫痪。3月31日,《新恶之花》发表。7月2日,波德莱尔被送回巴黎。1867年8月31日,夏尔·波德莱尔死。9月2日,夏尔·波德莱尔被安葬在蒙巴纳斯公墓。1869年遗著《巴黎的忧郁》出版。

  波特莱尔是颓废派(Decadents)主要代表,同时他也是象征派(Symbolism)的先驱者,这是不可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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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的。论到颓废派的作家,他们极端反对自然科学和唯物论的机械观念而主张采取架空的技巧的态

  度。他们极端推崇自己的艺术,对于一切社会的道德,宗教,习惯等毫无兴味。至于这派作家创造诗

  歌的题材,多半采取人生的丑恶和黑暗;从那里他们认识美的存在,而将这种丑恶,黑暗当作美感而

  入手描写,波特莱尔的《恶之华》是代表这个倾向的。波特莱尔的文学价值是不朽的,当他三十七岁

  时发表生平唯一的诗集《恶之华》,他的声誉便轰动一时,在他的诗集里,我们窥见他的感觉和普通

  感觉相差太远。一般人认为他读故意以病态不健全的感情来描写人生的黑暗方面。所以这部作品问世

  后,受当时人士猛烈攻击和非难。实际这部作品的内容实在太深刻了。所以雨果(Victor
Hugo)致函于

  作者说:”你在艺术上创造了一种新的颤栗(Frisson
nouveau)”。此外,我们看出波特莱尔的心境,像

  夜一般的暗澹;他诗中纵然有污秽丑恶,但却有一种美感。14

  译者对波德莱尔的叙述大体准确,但将其卒年(一八六七)误为一八六八,而且《恶之花》也并非他唯一诗集,还有《巴黎的忧郁》、《雑诗集》、《我心赤裸》、《可怜的比利时》、《比利时讽刺集》等等,只不过他生前仅发表了个别章节。六年之后,屠岸译出波德莱尔的短诗<猫头鹰们>在上海发表15。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四川万县的穆静、周昌歧编辑的《诗前哨》第一辑(一九四四年七月)封底有文艺广告:”周牧人主编《火之源丛刊》之二’诗(即大地的歌)要目’:波德莱尔作、曾卓译<窗>”16。另据唐?
  的证词,朱儒在上海《新民夜报·夜光杯》上面以登载波特莱尔诗为”孤芳自赏”17。原土星笔会成员在南京创办的《诗星火》第一辑”魔术师的自白”(一九四八年十月)封三有”诗星火社丛书预告”,其中有汪铭竹的<致波多来尔>一诗。陈敬容说过,有报刊预告马宗融译的《恶之花》,未见出版,曾在抗战文艺上刊载过几章18。另外,法国文学史家吴达元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法国文学史》一书,涉及波德莱尔。但笔者目前尚未接触到上述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

  综而观之,四十年代翻译波德莱尔诗歌较多的人,大概是戴望舒、陈敬容和王了一。戴望舒在报纸副刊上至少发表了六首译诗,其中四首发表在唐?
  主编的上海《文汇报》副刊”笔会”上面:<风景>(第103期,1946年11月23日)、<烦闷>(第126期,1946年12月21日)、<人与海>(第126期,1946年12月21日)、<亚伯和该隐>(第205期,1947年3月26日)。戴望舒翻译的<那赤心的女仆>和<邀旅>,发表在冯至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第11期(1946年12月29日),前面那首重刊于北平的《国民新报·人间世》(1947年11月3日)。一九四七年,戴望舒的《恶之花掇英》由上海的怀正文化社出版,计有波氏诗二十四首19。戴氏还翻译瓦莱里的论文<波特莱尔的位置>作为”代序”。在<译后记>20当中,戴说:”波特莱尔在中国是闻名已久的”、”梁宗岱、卞之琳、沈宝基三人的翻译令人满意”,那大约是不错的,但说他的作品”译成中文的却少得很”、”诗译的极少,可读的更不多”,肯定是不准确的。相反,如前所述,关于波氏作品的译介一直引人注目,原因很可能是:戴氏当时并没有看到这些报刊杂志。戴望舒也谈到了翻译的动机和译事之艰难–

  对于我,翻译波特莱尔的意义有这两点:第一,这是一种试验,来看看波特莱尔的质地和精巧纯

  粹的形式,在转变成中文的时候,可以保存到怎样的程度。第二点是系附的,那就是顺便让我国的

  读者们能够看到一点他们听说长久而见到得很少的,这位特殊的近代诗人的作品。为了使波特莱尔

  的面目显示得更逼真一点,译者曾费了极大的、也许是白费的苦心。两国文字组织的不同和思想方

  式的歧异,往往使同时显示质地并再现形式的企图变成极端困难,而波特莱尔所给与我们的困难,

  又比其它外国诗人更难以克服。然而,当作试验便是不顾成败,只要译者曾经努力过,那就是了。

  显示质地的努力是更隐藏不露,再现形式的努力却容易看得出来。

  书名既然叫”《恶之花》掇英”,从上引段落就不难看出,译者的关注点和取舍标准何在。戴望舒感兴趣于”波特莱尔的质地和精巧纯粹的形式”。检视戴译,可发现他偏爱那些显示现代人的忧郁的抒情诗,很少翻译表现病态、怪诞、恐怖、丑陋事物的作品,像<腐尸>、<吸血鬼>、<吸血鬼的化身>、<血泉>、<从枯骨堆里出来的农夫>等完全被回避了。同时他的翻译尽量传达原作的形式之美而以洗练纯粹的文字出之。不过,戴望舒也指出,波德莱尔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诗人应该从深度上接受他的影响而不要满足于皮毛的模仿。陈敬容也是一个波德莱尔爱好者。流寓重庆期间,她移译包括波德莱尔在内的法文诗歌,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把译作发表在京沪的报刊上:<悲哀>21、<波德莱试译二首>(包括<人与海>、<生动的火焰>)22、<黄昏的和歌>23、<音乐>24、<盲人>25等。陈敬容后来出版《图象与花朵》一书,收入她所译的波德莱尔诗歌三十六
首26。陈译波德莱尔,注重的不是描绘丑怪事物的篇什而是饱含忧郁情调的抒情诗,偶尔顾及形式的谨严,但是这种努力的程度远逊于戴望舒。

  在四十年代,翻译波德莱尔最为勤勉的人恐怕是王了一,亦即著名语言学家王力。王氏熟悉法国文学,译过莫泊桑小说,时任西南联大教师,倾心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大概考虑到原作的格律相当严谨而白话文又不足以传达其精妙处,王氏遂以五、七言古诗和乐府诗的形式试译《恶之花》之第一章<愁与愿>,共计五十八首,连载于林文铮、叶汝琏主编的昆明《中法文化》之第4期(1945年11月30日)、第5期(1945年12月31日)、第6期(1946年1月31日)、第7期(1946年2月28日)、第10期(1946年5月31日)、第11、12期合刊(1946年7月31日)上面。先看<信天翁>。译者将题目音译为<安巴铎>并加小注:”安巴铎(Albatros),南海水鸟,有蹼”,全诗如下–

  海上有大鸟,名曰安巴铎。海客好事者,捕养以为乐。长随万里程,共逐风波恶。可怜天外王,

  局促繋绳索。委地曳玉翅,孑孓殊落魄。空惭六翮坚,颓唐难振作。昔日一何美,而今丑且弱!烟斗

  拨其喙,海客竞相虐。时或效其惫,蹒跚跛一脚。诗人困浊世,命运正相若。本是云中君,逍遥在碧

  落。弋人复何篡?焦明在寥廓。被谪堕尘寰,从此遭束缚。沾泥垂天翼,跬步受牵搁!

  信天翁遨游于碧海青天之上,何等恣情快意,无拘无碍,但一旦落难凡闲,即遭嘲笑和亵玩的命运,这暗示了天才诗人在现代社会中遭受的孤立和敌意,诗中的象征寓意与对比手法相当明显。在形式上,原诗十六行,四节,每节四行,韵脚按照abab,
cccc, dede,
efef排列,繁复中有变化。译文追求形神兼备,但改为隔行押韵,一韵到底,既准确传达出原作的真精神又力图以”五古”形式使之中国化,见出译者的良苦用心。但对于新诗作者来说,恐怕缺少积极的影响力。

  除了诗歌翻译之外,中国作家也撰写了一些随笔与论文来阐述自家对于波德莱尔的理解。先看品品的<波特莱尔与孤岛>一文27。作者身处”孤岛”上海,在恶劣的环境里喜欢上了波德莱尔作品,觉得”他的恶魔主义有着迷力,简直像天使一样美丽可爱”,但最终发现他的颓废无补于世,遂决心摆脱其影响,直面生存的艰难和挑战。和此文性质相若的还有宛青的随笔<波德莱尔的怪僻>28,从侧面介绍了这位大诗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癖性。有趣的是,由于个人的美学观念不大相同,对于波德莱尔的赞弹,在四十年代后期的上海文坛,居然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风波”。一九四七年,陈敬容陆续发表了波德莱尔诗歌中文译本,上海文坛为之瞩目,她后来又撰写了几篇随笔,集中阐发关于波氏的阅读感言,没想到居然引起杯水风波。她的<波德莱尔与猫>首先概括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盛衰,接着谈到波德莱尔的诗歌美学、独特风格、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以及自家的感受和体会–

  波德莱尔的诗,令人有一种不自禁的生命的沉湎。虽然他所写的多一半是人生凄厉的一面,但因

  为他是带着那么多热爱去写的,反而使读从中获得了温暖的安慰,他底作品中感伤的气氛也很浓,但

  不是那种廉价的感伤,不是无病呻吟。而他底欢乐,是真正的火焰似的欢乐,是一些生命的火花,而

  非无故的吟风弄月–像我们古代的才子佳人,或近日鸳鸯蝴蝶派底作品那样。我们在波德莱尔的作

  品中找到那积极的一面,我们发现了那无比的”真”。有人认为波德莱尔颓废,那只是他们底臆测之

  词,那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他的底里。29

  陈氏准确把握住了波德莱尔诗作的几大特色:丰富的色调、神秘的音乐以及真挚而深沉的情思、对于生活的忠实态度、广博的取材、热烈的生命底蕴,等等。她尤其强调在波德莱尔”颓废”的外表下,深藏”真实”的取向和积极意义。陈敬容对于波德莱尔的歌之颂之很快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不快。林焕平的<艺文管窥备忘>之一<波德莱尔不宜赞美>将批评矛头直指陈敬容,首先揭开论辩的序幕–

  波氏是法国象征派诗的首创者,他的诗虽然细腻,却很缥缈,神秘,颓废而又贫血。说波德莱尔

  是”生活的忠实地热爱者”,”他替人群中的一切不幸者诉苦”,我不敢苟同……他的创作方面,不

  是法国文学的正统;他的创作方面,和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方向,也是背道而驰的。他的创作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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